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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伦敦有直接通讯，请示问题显然不需要较长时间。这很可能是英国政府的敷衍搪塞。
新政协预定于1948年冬季召开，不能再等。周恩来不得不另找途径……
运筹能力极强的周恩来早已未雨绸缪——建立一条从大连到香港的海上秘密航线。
从抗战初期开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同国民党谈判十年，和谈期间，利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等地的办事处，在大城市公开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从1946年起，国民党破坏和谈，压迫共产党驻各城市的办事处撤出。周恩来提早部署撤退方案：
上海一路。把刘晓等人留下，组织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延安一路。多数代表团成员返回解放区，准备打仗。
为了保留在大城市的阵地，周恩来又设计了香港一路。周恩来派潘汉年等转到香港，利用自由港的活动空间，开一个中共对外联络的“窗口”。这个窗口，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大陆最封闭的时代也不曾关闭。
周恩来重视香港还有一个原因：为民主人士提供避难之地。
和谈破裂、撤出城市，中共不怕，中共可以“上山入地”——“上山”打游击，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共看家本领；“入地”潜伏国统区，搞地下工作是中共起家本钱。可是，共同奋斗的民主人士朋友们怎么办？
周恩来其人，绝不会撂下朋友不管。他特别指示潘汉年和香港分局，转移一批民主人士去香港避难。诸多著名人士到香港，生活很成问题。周恩来安排，能搞报纸的搞报纸，能搞出版的搞出版。可是，无论是旅费、生活费还是事业费，都需大笔费用。以艰苦朴素著称的中共，到哪里找钱？
周恩来早已着手筹款。
二十年代在上海活动时，为了掩护身份、设立联络站，周恩来曾组织秘密党员开办了一些公开的商店、印刷厂之类的生意，善于经营的陈云还使这些买卖赚了一些钱。
1946年7月民盟常委、教育家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十分悲痛，向中共中央建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周恩来身边总是有各方面的人才，他指派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钱之光筹措经费，资助一批民主人士。
钱之光是个善于理财的人。抗战初期，他就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派杨琳（博古的弟弟）到香港创办联合公司，还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办了几个公司。这些公司从山东解放区运来海参、虾米、丝绸、葡萄酒到上海出售，又从上海购买布匹、棉纱到解放区，还把胶东出产的黄金秘密运到上海抛出。别人不敢走或走不通的航路，他们历险行商，不久，就赚了不少钱。周恩来领导办事处同志节衣缩食，把这些资金积累起来，资助民主党派活动，还解决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家庭困难。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撤退。当时，办事处还有三千两黄金没有抛出，只得秘藏在墙洞中。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撤退时，将房产移交民盟主席张澜代管。3月5日，便衣警察押送留守的钱之光等十三人离开上海。钱之光等人穿着特意缝制的贴身马甲，每人携带一些黄金，乘汽车、火车到达南京，继而返回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大会”。出席大会后，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听取刚刚归来的钱之光汇报，周恩来当即布置钱之光设法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航运。三天后，钱之光随城工部大队撤出延安，行军中，任弼时又布置钱之光负责中共海外经济关系，筹划国统区党的活动经费。
撤退！撤退！
在国民党的强力进攻下，中共撤出大城市，撤出争议地带，又要撤出经营十年的“红都”延安了。
进攻，往往是众志成城，摧枯拉朽；撤退，极可能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最能考验一个政党、一个组织素质的，往往是撤退而不是进攻。
十五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共中央也曾撤出“红都”——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那时是何等狼狈——
中央机关大搬家，连印刷钞票的石印机都扛上，一天走不了几里路。
红军部队成了大保镖，一军团开路，九军团殿后，三军团、五军团两翼护卫，不能机动作战。
人事安排混乱，前总书记翟秋白和老弱病伤被匆忙留下，生死难卜。
决定这一切的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红军毕竟是坚强队伍。尽管存在种种问题，长征最后还是胜利到达陕北。党内不断总结这次大撤退的教训，最善于吸取教训的还是周恩来。如今，周恩来组织的第二次大撤退井井有条。
前方机关机动灵活，中央纵队不过几百人，一条山沟就可隐藏。
后方机关埋藏档案，安置家属，转移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当胡宗南部队以漂亮的钳形攻势包围延安时，夺下的只是一座空城，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
当年被迫转移时，连走到哪里去都没有确定主张。那时的党，还是幼稚。
如今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不仅指挥战事，还部署城市统战工作，安排海外经济工作。这说明，被赶出根据地的中共，早已着眼全国政权。不是吗？转战陕北期间，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吴玉章、谢觉哉、陈绍禹等人在行军途中起草新中国宪法。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47年，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国统区的群众斗争是“第二战线”。
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共，绝未忽视政治斗争。面对你死我活的敌人，中共没有忘记争取朋友。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是人到中年，志向高远，而又成熟稳重。
身处西北，心向东方，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周恩来的触角，伸向国统区，伸向香港，伸向南洋……
肩负特殊使命的钱之光经过长途跋涉，从黄土高原抵达渤海港口。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钱之光委派刘恕、鲁映夫妇，乘一艘七十吨的渔船试航香港。后来，山东解放区被侵占，钱之光又转移到东北的大连。
大连港，当时是全国解放区惟一的对外海上通道。钱之光派王华生从大连绕道朝鲜罗津港，再乘苏联货船到香港，把黄金和密码送到香港联合公司。沟通联络后，钱之光报告周恩来：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航线已经开通！
1948年8月，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后，毛泽东发信邀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周恩来立即电令钱之光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运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周恩来提前铺设的秘密线路，正逢其用！
钱之光租借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从朝鲜罗津港出发。“波尔塔瓦号”通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国民党海空军监视，抵达香港时又有港英缉私快艇盘查，但钱之光化装成锅炉工，顺利到达香港。
钱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对外称“简老板”。过去，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创办了“联和公司”，现在事业扩大，钱之光又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的六楼租了几间大写字间，住处也搬到成和道一幢临街楼房。新公司总要起个好名字，钱之光提出“华润”，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这个华润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贸易部在香港的进出口总代理，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工作方便，钱之光把自己的住处，设在码头附近。
维多利亚湾造就香港的天然良港，海湾的南面成了香港最繁华的地带，这地带最乱的又属铜罗湾，贩夫走年聚居于此，有的住户还是私娼呢。铜罗湾有条希云街，希云街27号是座简陋的小楼，钱之光就住在顶楼的三层。
小屋里，潘汉年、钱之光与方方、连贯、饶彰风、章汉夫、夏衍挤在一起商议。为了运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组，专职负责。
“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很严，”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小声说：“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最近，上海、广州、海南，都会有人来。”
“内地许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难，还有一些南洋华侨想去解放区，加上商人、大学生……”负责联系文化界的夏衍说，“少说会有三四百人。”
多年从事白区工作的章汉夫擅长组织工作，他说：“这么多人，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很复杂，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
“拼命工作啦！”连贯本人也是华侨，在香港有广泛的关系，“香港有我们许多朋友，都可以帮忙。但是，我们自己要分工负责……”
钱之光说：“船只，由华润公司出面去租外轮。”
潘汉年说：“我也正在通过商人杨建平搞船。”
“组织民主人士登船也是很复杂的。”饶彰风说，“每一个人，都由我和吴获舟同志送上船！”
“怎么秘密上船是关键！”潘汉年特别提醒，“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很活跃。他们勾结港英警察政治部监视在港民主人士，海关查得也紧。周副主席关照，出发一定要绝对保密。”
“这就是你小开的特长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钱之光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大家仔细观察码头情况……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