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
据说，农工民主党一位严先生曾访问延安，把毛泽东的一封信捎到香港。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除鼓励外，也批评民盟在南京政府的压迫下自动解散是错误的，还提醒民革有第三方面倾向。
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双周座谈会在连贯住地讨论了七八次。尽管大家拥护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但是，具体到新政协的宗旨、内容、参加者、时间、地点，还有诸多分歧。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
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王绍鏊表示赞成。
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快固然要快，国际形势凶险也要加快。
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
定在解放区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
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
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李章达认为李济深此见不妥：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最后反成了以军事为前提。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谭平山认为：任公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马叙伦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
李济深在国民党中，既有黄埔的中央军背景，又有独特的地方资源。出身广东军界的李济深祖籍广西，因此与桂系头面人物相知甚深。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蒋介石有意消耗地方势力，北方军阀伤亡殆尽，但是，长期处于后方的桂系却得以坐大。如今，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在国民党内，论实力，除了老蒋的中央系，就算桂系了。蒋介石虽然如愿当选“总统”，“副总统”却被桂系领袖李宗仁拿下。论民主声望，李宗仁甚至超出老蒋。而且，战局的发展，正在迅速削减蒋系的实力，于是，桂系的分量就相形加重。
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
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大功！
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香港的民主人士争论热烈，共产党方面与会的方方、连贯、饶彰风通常都不表态，避免使人以为共产党征求意见只是走走形式。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1948年五六月份的中国政坛，许多民主人士尽管赞同共产党，但尚未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如何召开，恐怕还是众口难调。
有个在旧政协时代跟蒋介石走的党派领导人找到连贯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是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如果再不行，那也要有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对于许多民主人士而言，谈起民主人人喜欢，谈起革命就要考虑考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苏联组建情报局没有邀请欧洲的希腊共产党和亚洲的中国共产党。据说，苏联并不赞成这两个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苏联希望以自己在亚洲的妥协，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因此，美国期望以和谈方式，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国明白，由于自己在内战调停中偏袒国民党，已经丧失对共产党的影响力。现在，苏联大使主动伸出橄榄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华商报》创刊就刊登了一幅“两‘胡’于‘途”’的漫画：
胡适背着标有“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飞奔，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一具无头军人尸体……
旁题打油诗：
“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
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与《华商报》配合，同《中央日报》、《大公报》打起笔墨仗。“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的道路”’等文连续发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也许，潘汉年的失误，并非由于对新政协不够重视，而是认为，此时召开新政协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潘汉年认为，当前要务是思想准备？
其实，组织准备也很艰难。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汉年一时还联系不上。
致公党有两个部分，香港总部拥护“五一口号”，美洲总部却尚无态度——大龙头司徒美堂此时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绝参加国大，避居香港，国民党派了三个特务看着他。陈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务都不给开门。还是连贯想出办法，《华商报》的编辑司徒丙鹤是司徒美堂的老乡，派他冒充亲戚去找。
司徒丙鹤一口台山话，说是来看叔父，才见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两个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带枪的特务跟随。
一直混了两个多月，司徒丙鹤才得到机会，在建国酒楼为司徒美堂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支持“五一口号”。司徒丙鹤又为他起草文字声明公开发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运动之中，潘汉年还得煞费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边也有难处。
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诸多民主人士，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很难与他们商榷新政协事项。
国统区此时不可能公然开展新政协运动，“五一口号”之后的上海，政治热潮是“反美扶日运动”。
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联合民盟、民建、民进、民联等民主党派成员，建立“对日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多次发表批判美国扶助日本反动势力的文章，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美国驻上海领事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言论。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反而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学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个大中学校二万多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在军警围困之中，学生们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惟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谴责学生。全市学生更加激动，又于5月20日举行大检阅，发起十万人大签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宪章、陈仁炳、张炯伯、周谷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