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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分担和追偿问题，也就是先行赔付给原告的被告，不能够向其他被告讨会他多支付出去的赔偿数。但是，1935年的《法律改革条例》与1978年的《民事责任条例》作出了修改，用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连带责任中的连续诉讼制度和分担追偿制度。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连带责任应用地比较广泛，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法官不作出具体的区分和有力的论证，这种制度也会导致“杀富济贫”现象。这是因为连带责任永远对富人不利：他要首先赔偿给受害人，之后，即使他有权利向其他穷被告追偿，但是如果其他被告没有支付能力或者支付能力不充分，他也就最终承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的责任。
第二部分“自愿承担风险”
泰森与霍菲尔德拳击比赛，三场决出胜负。第一回合，霍菲尔德败下阵来，第二回合，霍菲尔德一拳打在泰森头上，泰森轻微脑震荡放弃比赛，第三回合，泰森一口咬掉了霍菲尔德耳朵。霍菲尔德要为泰森的脑震荡承担责任吗？泰森要对霍菲尔德的耳朵负责吗？看这样一个案例：原告是罗德岛省一座大楼的电梯操作员。她沿着一个圆形楼梯往上爬，想到咖啡厅休息，当她踏上楼梯狭窄一端台阶的时候，她滑倒、落下、严重受伤，该楼梯台阶仅宽3英寸。她紧紧的握住狭窄处的扶手，而楼梯台阶较宽处并没有人。原告对大楼及大楼维护人提起了诉讼。初审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此案最后上诉到了罗德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比维拉库提出了他的法律意见。
大法官认为，本案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自愿承担风险”理论。这个理论是被告可以行使的一个有力的抗辩理由，这个理论一旦被应用，那么就可以免除那个引起危险之被告的责任。要确立原告自愿承担风险，就要看原告是否明确的同意。如果缺乏同意，那么原告就不能算是自愿承担他人所引起的危险，然而，如果原告知道危险的存在并乐意面对和遭遇这个不合理的危险，那么他同样是在自愿承担风险。要认定一个人意识到了危险并理解这个危险的特征，就应该从证据中去确认那个特定的个人是否实际上看到、知道、理解和乐意面对这个危险。当一个人明知并乐意面对危险时，就可以认定他自愿承担危险。
原告是否自愿承担伤害的风险，一般是由事实的裁判者来确定。如果事实只能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那么该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由初审法院解决的法律问题，从而成为直接判决的基础。大法官说，就本案而言，初审法院认定原告自愿承担风险而免除被告的责任，是有证据来支持的。原告自己承认在她摔倒之前她曾经使用该楼梯许多年。也有记录表明在相关的时间里楼梯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她不否认他知道楼梯井外墙没有扶手，她也知道楼梯在某个点上成楔形，因而在扶手最内侧变狭窄。根据这些事实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说她知道楼梯的状况和结构，从法律上讲，她知道当她走在狭窄楼梯台阶上的时候，她就明确地承担了该危险，这个危险包括滑倒、落下和受伤。
原告还声称她并不是自愿地面对该危险，因为她没有其他的方式去12层的咖啡厅休息。大法官说，我们不否认自愿承担风险理论的这一例外，也就是如果原告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不得不去遭遇该危险，那么就不是自愿。但是，大法官认为，就本案而言，原告有其他的选择。她的证词也表明大楼内的许多职员离开大楼去喝咖啡或者去吃午餐。而且她也知道楼梯台阶的外侧和中间比内侧要宽，而她选择走内侧。基于这一点，不能够说原告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受伤。最后，大法官的结论是：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原告属于自愿承担危险。
“自愿承担风险”是普通法的一个古老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被告引起了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可能会导致原告的损害；原告知道这个危险，也知道去冒这个危险的损害结果，但是他仍然去面对和遭遇这个危险，结果原告受到伤害。自愿承担风险一旦确立，原告就得不到被告的赔偿。在具体的案件中，这个原则的应用千差万别，不过经常出现在体育活动和游戏娱乐活动中。霍菲尔德将泰森打成了脑震荡，但是，拳击比赛的危险性是每个拳击运动员所知道的，如果他愿意参加比赛，那么正常比赛造成的伤害他就不能要求对方赔偿。泰森是一个自愿者，不能够要求霍菲尔德赔偿。反过来，泰森咬了霍菲尔德的耳朵，这不是拳击比赛正常的损害，霍菲尔德不是自愿者，他有权要求泰森赔偿他耳朵的损失。一般而言，这个原则要得以确立，就要求原告“明知和理解”该危险并“同意去遭遇”该危险。在本案中，大法官比较完整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就法理而言，这个原则是法律上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有主观意识的主体，他可以有效地保护其人身的安全，他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其中包括采取有风险的行为而去承担该危险所发生的损害结果。
“自愿承担风险”经常很难与“与有过失”清楚地区分开来。“与有过失”是指受害人自己有错误，我国民法称为受害人过错，民法学家称为过失相抵，结果是受害人的赔偿额相应减少。日本人称这个制度为“过失相杀”。自愿承担风险的结果是受害人得不到赔偿，与有过失的早期的结果是受害人也得不赔偿，后来的法律发生了变化，有过错的受害人的赔偿数额按照自己过错比例而减少。1945年英国“法律改革之与有过失令”规定：自愿承担风险是指原告的确同意去遭遇他所面临的危险；而在与有过失的情况下，原告没有能合理地关注他自己的安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教授普罗塞则形象地说，一个横穿马路者冲到公路上，公路上汽车飞速行驶，横穿马路者不会同意驾车者撞着他，因此原告是一种与有过失，而不必定是自愿承担风险。
法官在这个案件中，还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自愿承担风险”和“选择危险方式”之间的区别。后一种情况出现在英国，它是讲，如果有多种选择，而原告选择危险的方式，那么他就存在着过失，就有可能是一个自愿者；如果他别无选择，那么他就不是自愿承担风险。在本案件中，原告有其他方式去咖啡厅，但是她选择危险爬楼梯的方式走，那么她就是一个自愿者。但是后来的英国法将责任分担的理论取消了选择危险方式的理论，将选择危险方式视为一种过失。
第二部分侵权行为赔偿的计算
这是一个英国的人身伤害案件，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侵权赔偿数额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原告47岁，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其身体和四肢完全瘫痪，穿衣、内外清洗、部分进食都要依赖他人。他的心理、视力、语言和听力未遭到损坏。他的妻子从事故发生到审判之前一直护理着他，后来妻子自杀。原告没有了她之后，心情急燥，他住在一家医疗机构，需要二位全日制的护士作护理。事故之前，他的税后净所得是每年1855英镑。审判法官判定72616英镑的赔偿，被告提出上诉，理由是赔偿数额太高；原告也提起上诉，理由是赔偿太低。后上诉到上诉院，丹宁勋爵做出了判定。
丹宁勋爵在判决中说：第一，关于痛苦、不幸和舒适损失。参考近来的案件，有的案件判定了20；000的赔偿，有的判定了13；500的赔偿，有的判定了19；000的赔偿。在本案中，原告在身体上受到严重地损害，但是他的心理、语言和所有较高的机能都是完整的。因此，初审法官判定的18；000的赔偿数额是正确的。第二，关于恩惠费。原告从其雇主那里得到一笔一年828英镑的恩惠生活费。这笔费用是否应该在赔偿中扣除？答案是否定的。已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判定给受害人的赔偿不能够扣除受害人得到的保险金、养老金和抚慰金。相似地，赔偿数额不能扣除其雇主支付给他的恩惠费。这是给予原告的、超出法律补偿之外的、合同没有约定的津贴。在本案中，他得到了其雇主给的他余生的减半的报酬。没有人会妒忌他这一笔钱。第三，关于未来所得。事故发生时，原告的税后净所得是1；855英镑。在审判之时，他税后净所得是1；860英镑。他也许会得到小的工资增加，而且继续工作10年而后退休。初审法官将每年1；900英镑作为被乘数，不存在异议。第四，关于护理费和设备。原告称其所居住的房子和设备十分不符合他状况，他说将他放在一个为残疾人准备的房子里，根本就不是合适的。因此，他应该被提供一间特别制作的平房，目的是对他进行全面的护理。建筑师所给出数额显示，这种平房的开销大约是28；000英镑。他还要求他需要一位管家住在里面，每周15英镑，二个护士，每位每周42英镑，三人食品开销是一周15英镑，总计每周114英镑，每年近6；000英镑。勋爵说，一个不当行为者不能过分地指望受害人，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走得那么远。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适度，即使在人身伤害的权利要求中也是如此。让他获得赔偿以应付所有合理的开支，要正象对一个正常人合适的那样，不能让他因为其特别的个性而予以增加。只要原告接受国家提供的帮助，他将不用什么花费，或不管如何花费也很少。国家健康服务项目已经提供了医疗和护理服务，因之，在人身伤害赔偿中这不成为一项，未来费用的判定应保持在中等数额。第五，乘数。所得损失被同意为每年1；860英镑，时间从1972年12月1日（审判日）至1983年5月3日，即他60岁退休的年龄，也就是10年半。初审法官把乘数定为9年半，我认为这太高了。被告的建议是7年，我接受这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