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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也是如此。你给香港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紫金花奖；你给泰国的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国际金奖；你给西班牙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骑士奖；……。奖什么呢？随便你自己说，你是造酒的，就说是造酒金奖；你是造鞋的，就说是造鞋金奖；你是造药的，就说是造药金奖；……。无非是糊弄老百姓。
苍蝇不钻无缝的鸡蛋。如果你不要虚名，那么就不会受骗。因此每天我都要与各种要钱的电话纠缠。最后我只能说我老婆死了，每年都要烧纸钱；我还剩下几个纸钱，你要不要？你要真钱？对不起！我没有。
不过世界上也有不要钱的奖，那就是联合国奖。得这个奖就难了。如果中国大陆谁发这个奖，那么别忘了，给我留一个。有些真正的国际会议也是不收费的，即便是食宿交通也是举办者支付，那才是真正讨论问题。与会者都是认真发言。
至于医院骗人，这是中国大陆的独特问题。因为现在医院层层落实经济承包制度。医生向科主任承包每月挣多少钱，科主任向院长承包每月挣多少钱，院长向卫生局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卫生局向卫生部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完成承包的钱，发工资；超额完成承包的钱，发给提成的钱；因此一个医生如果骗得好，一个月可以拿几万元；而不愿意骗人的医生，那就惨了，只能拿几百元。因此不愿意骗人，也得骗人；不然就无法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承包制度，把医生变成了商人。美国的医生会说：“对不起，我不会治。”而中国大陆的医生，几乎都不会说这句话了。其实，每个西医上大学的时候都要举起右手，跟着老师宣读希波格拉底誓言，有一句誓言就是：“我不治疗不会治疗的疾病。”怎么毕业之后，就把这句誓言忘了呢？然而病人是无奈的。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像呢？你少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诊断找医院，治疗自己干。
就好像吃饭一样，你每顿饭都去北京饭店吃，不但吃不好，而且太费钱。为什么不自己做饭吃呢？然而有些人笨得不会做饭，那就没办法了。治病也是如此，自己不动手，只是靠医生，那么当然治疗不理想，也费钱。有人说，自己不会治病！可是现在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还说不会吗？那么你就太笨了。
有人说，中国大陆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政府职能失控了。不是，恰恰相反，目前政府管理的事情还应当减少。政府职能和经济运作还应当进一步分开。任何改革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改革，也是出现了许多骗人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挣钱而尔虞我诈。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骚动的社会风气才平稳。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那时候骗人的东西很多，卖皮鞋的用纸做原料；卖羽绒服的用破布做原料；卖床垫的用麻袋做原料；……。但是人们吃亏上当之后，头脑清醒了。于是，卖皮鞋的、卖羽绒服的、卖床垫的市场迅速降温。这就迫使厂家老老实实制造商品。目前医院骗人又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还是政府插手太多。如果医院真正是自负赢亏，而不是上交承包费；而且病人也是自己动手，治疗自己的疾病，那么医院就不敢骗人了。
病人说：大夫，刘家老挨批判，您是不是想移居国外？
我说：错了。中国大陆的许多贪官都跑到国外去了，甚至全家都跑了。这很好，因为跑一个坏蛋，中国大陆就干净一点儿。不过贪官的可恶，不仅仅在于爱钱，而是汉奸的素质。因为爱钱，就容易被收买而当汉奸。你看，当初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谁当汉奸？是爱钱的一些国民政府的文官、是爱钱的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是爱钱的一些地痞流氓。因此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拜金主义，是汉奸的温床。因此贪官必杀而不可留。而只判几年徒刑，是难辞官官相护之嫌。不错，任何一个贪官都有光辉的过去。而正是因为有过去的光辉，他才当了高官，然而这不是免死的借口。因为一个抢劫银行犯，过去也可能是一个杀敌英雄。然而抢劫商业性质的银行的罪犯，要被枪毙；而盗窃国家税库——公众血汗钱的贪官，却在监狱享着清福。真是不可思议。
明朝的官员贪污60两银子，就被剥皮。要知道明朝的县官，每月工资是4两银子。如果1克银子相当于现在的10元人民币，那么4两银子就是125克，也就是1250元人民币，与现在一个县长的每月工资类似。但是明朝的官员贪污60两银子，只是1875克，相当于18750元人民币就被剥皮，确实大快人心。那时候，官吏回乡带回财宝要受到百姓的举报。比如，明朝永乐时期，都御史洪英退休回乡，带回十箱东西，立刻受到百姓的监视。后来他打开箱子，大家看到都是书籍，这才免于他牢狱之灾。又如，明朝正统时期，大学士杨士奇从江西回京，途中只收了淮扬盐运史的4个鸡翅和1盘茄子。再如，明朝成化时期，首辅李贤退休回乡，沿途的县官按例送给他4个鸡蛋，他还退回2个，表示吃饱了。当然后来官员贪污成风，明朝丧失了人心，于是明朝就灭亡了。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大陆，真是太难理解了。
中国大陆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因为腐败的官员之多，贪污的金额之大，涉及行业之广，已经堪称世界之最。这不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皇帝任命的官员会贪污，科班考取的官员会贪污，公众选举的官员也会贪污。关键还是中国大陆的法律别开生面；法律把贪污官员，视为一般刑事犯。贪污官员应当罪加一等，法外施刑已是国际惯例。
中国大陆的官员腐败，集中在三高一低，即教育高收费，商品房高收费，医疗高收费，以及大学生的低就业。这在国外是奇怪的事情。受教育是自由的，然而高收费就不自由了，为什么剥夺受教育权？商品房是低廉的，因为没有豪华装置；在美国200平方米的商品房，只卖5万美元；而北京要卖200多万人民币，一堆破水泥、烂钢材，为什么这么昂贵？医院是公益事业，为什么有病没钱别进来？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很少，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些大学生，宝贝人才却求职难；因为一些位置被贪官占据，为什么蹲着茅坑不拉屎？因此中国大陆的反贪，应当集中在三高一低。如果不允许全民反贪，那么执政党应当自己反一反；如果你把三高一低变成三低一高，那么你的公民投票支持率越来越高。
而我不干坏事，为什么要跑到国外去？刘家从元朝起，就被国家重视。元朝皇帝请刘家太祖刘完素当太医，刘完素隐匿山林。明朝的时候，刘家许多人在太医院；清朝的时候，刘家许多人也在太医院；民国的时候，刘家也是医界名人。新中国的时候，国家讲家庭出身。因此许多出身不好的人，都靠边站了；刘家也就袖手旁观了。但是这不意味着，刘家在中国大陆没有市场。许多老中医，还是欣赏刘家的三分治七分养；许多病人，还是使用刘家的三分治七分养。当初，你美国人说癌和痔疮同类病是不可思议的，刘家说美国人糊涂。到了1971年，弗朗克发现了癌症就是血管问题，你美国人又说，癌和痔疮同类病是有先见之明。人嘴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不过，这跟刘家有什么关系？现在欧美医生，又认为原发癌能够分泌血管抑制因子，是控制癌转移的关键。问我有没有增多血管抑制因子的方法。我说牛筋汤又便宜又好，你研究血管抑制因子干什么？干脆不得癌症多好！怎么不得癌症？养生之道啊！
现在，中国大陆的中医事业已经走入歧途。许多宣传广告都是名嘴的胡说八道，着实令我气愤。你有嘴，我也有嘴；你会写，我也会写。因此，刘家应当去振兴中医；这就是我建立一个科普网站taiyi的目的。我作为一个家族承袭人，做好三件事就行了，第一是把自己的命保住，第二是为家族服务，第三是选择承袭人。看病也是如此，你找我来了，我就跟你说；你不找我来，你有病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过，人过留名，鸟过留声。我宣传了刘家的三分治七分养，也不算白来一世。
不过，我呆在中国大陆不跑，而且敢于批评中国大陆的中医政策。是因为我得到美国同行的支持。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那么我不敢鸡蛋碰石头。
病人说：大夫，您经常说＇中国大陆人＇这几个字，是不是很别扭？
我说：错了。国际社会把中国分为四个地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但是中国大陆人，说中国大陆就是中国，这是很别扭的。你有病了，就是你有病了，而不能说你们全家都有病了。但是中国大陆人，就犯了一个概念错误。比如，中国大陆的每年经济增长率是8％；可是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却说中国的每年经济增长率是8％；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每年经济增长率不是8％；可是为什么要如此说呢？又如，世界开运动会了。中国大陆的电视台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了，台湾体育代表团入场了，香港体育代表团入场了，澳门体育代表团入场了。怎么能够把中国大陆体育代表团，说成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再如，在国外市场上，经常看到商品标签写着＇中国制造＇，这是含糊不清的说法；为什么不写＇中国北京制造＇，或者＇中国南京制造＇呢？记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是头脑异常清醒的。外国记者问：“请问阁下，中国有娼妓吗？”周恩来总理说：“有！有很多咧！” 外国记者大吃一惊，忙问：“请问阁下，娼妓在哪里？” 周恩来总理说：“不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澳门！”你看，我称呼咱们，是中国大陆人有什么不对。我在台湾香港的亲戚，对于中国大陆自称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