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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大陆的官员、教师、医生这三种人的工资太低了。咱们不和美国比，就是和香港比，也是悬殊太大了。香港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其月工资是两万多港币；而中国大陆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学生，其月工资只有一千多人民币；香港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政府医院上班，其月工资是两万多港币；而中国大陆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国营医院上班，其月工资只有一千多人民币；香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政府学校上班，其月工资是两万多港币；而中国大陆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国营学校上班，其月工资只有一千多人民币。在中国大陆，这一千多人民币能养活几口人呢？如果省吃俭用，那么能够养活两口人；如果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就很难供养孩子上学；如果还要赡养老人，那么就必需勒紧裤腰带。可是中国大陆的税收是逐年增加的，但是为什么让这三种人，过着清贫如洗的日子呢？是啊，你说呢？你说他们能不瞎折腾吗。
现在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提出了＇高薪养廉＇的口号，可能是胡说八道。因为金钱不能培养出君子，就像金钱不能培养出天才一样。而且即便真的严打腐败，那么官员也有其它办法搜刮钱财。因此，在刺激高消费的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官员被逼良为娼；但是，让他们从良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费不断涨价。
现在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医药分家＇的口号，可能是胡说八道。因为药品的天价不是医院制造的，而恰恰是提出＇医药分家＇的部门收取了天价的批号费。而且即便真的不让医院卖药，那么医院也有其它办法搜刮钱财。因此，在刺激高消费的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医生被逼良为娼；但是，让他们从良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费不断涨价。
现在中国大陆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反对科学腐败＇的口号，可能是胡说八道。因为许多东西都腐败了，让科学不腐败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真的反对科学腐败，那么教授也有其它办法搜刮钱财。因此，在刺激高消费的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教授被逼良为娼；但是，让他们从良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费不断涨价。
中医治病的方法来自公众的经验。尤其是刘纯的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更是来自医官的努力和犯人的贡献。并不是我们刘家自己的发明。而且医生治病的目的是为了病人幸福长寿，为什么要剥削压榨病人，让病人不高兴呢？假如病治好了，病人拉了一屁股账，他的生活却困难了，你说他能够幸福长寿吗？因此我们刘家历来把治病方法公开，让病人花最少的钱，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当然，我们刘家要把持三分治七分养的正宗地位，所以十六个处方的专利成份是秘而不宣的；不然的话，有些人得便宜卖乖，更拿刘家打哈哈。
不过，也正是因为刘家不以医疗为生，因此刘家不愿意接待很多病人，能推就推了。愿意找西医的人，刘家绝对不劝阻。愿意找中医的人，刘家绝对不劝阻。愿意找巫医的人，刘家绝对不劝阻。即便是邻居也是如此。有人说了，医生是救死扶伤的，你怎么见死不救？错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的人跌倒了，你把他扶起来；他说是你把他撞倒了，要跟你打官司。这不是自找倒霉吗？因此一个人有病了，跟刘家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为什么要浪费口舌呢？而且我每天下午要步行十公里，去健身房负重锻炼身体，那是很累的运动。
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不开一个诊所呢？
我说：是的，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作为家族的承袭人，每年的寿礼足够一家全年的生活费；每月还拿一点儿工资。这就知足长乐了。从2000年开始，我就不在医院坐门诊了，改用电脑回答咨询了。因为坐门诊看的病人很少，不如电脑咨询的病人多。而且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很难维持医院的开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大陆开诊所要交纳很多费用，而且刘家看病不收挂号费；如果交纳昂贵的管理费，那么就得不偿失。
过去，天津水阁医馆不收挂号费，挂号只是排队候诊的号数。过去，我父亲也不收挂号费，病人坐在屋里自动排队。过去，我在医院当大夫不收挂号费，领导是不允许的。后来我当了院长，就不收挂号费；病人要拿号数牌，等着护士叫号。现在，我每天要回答电话，回答电子信箱，没有再多的时间接待病人。至于每天接待十几个病人，由于是免费的；因此我一边儿回电话，一边儿接待他，他也不会提意见。
因此，开诊所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可是我能够不劳动而获得大钱，连上班都懒得去。你说我为什么开个小诊所，去挣这么一点儿辛苦钱。当然如果我的族人都死光了，那么我就不能当寄生虫了，我要想办法挣钱了。但是我的族人吃＇养正散＇活得很好，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法国都是亿万富翁，而且繁衍后代昌盛；你说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因此我看病，只是为了承袭祖业，没有远大的理想。即便是承袭祖业，我也要和儿子，每天下午步行十公里热身，然后去健身房负重锻炼身体。你说我开个诊所，还有闲功夫吗？
病人说：大夫，您使用远程咨询，指导病人治疗是不是不正规？
我说：错了。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服务，在国外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例如，学习知识、购物定票、银行储蓄、医疗服务、法律咨询、……。但是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是习惯于面对面的服务，并且认为这是正规的；其实这是相当落后的。有些中国大陆人，不去仔细阅读我的网站，也不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咨询。而是坐飞机找我咨询，说了几句话又坐飞机回家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这是中国大陆人，办事少慢差费的一个原因。
由于有些中国大陆人，丧失了自救能力，因此认为住院进行三分治七分养，才是正规的。原来，我的研究院下属三个小医院，使用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只能收取床位费。而卫生系统的床位费是低廉的，因此医护人员的工资成问题；因此只好关闭这三个小医院，改为研究室。但是如果卫生系统的床位费与饭店相同，那么这三个小医院可以重新开放。不过，那时候许多中国大陆人，可能又住不起了。
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住在天津？
我说：是的，我们老家在湖北咸宁。后来祖辈在北京当太医，于是全家搬到北京。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天津，于是我们家搬到天津。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长春，我们家就不走了；因为我太爷爷刘连仲，在天津购置了大量的资产。日军侵占天津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重庆去了；我太爷爷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结果我太爷爷被日本宪兵队打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美国、台湾、香港去了；但是，我爸爸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不过，我们家至今保留着湖北人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排骨炖藕、爱吃腌艽头、爱吃臭豆腐干。我出生在天津，上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去了甘肃，后来调回北京。可能是从小在天津长大，我不习惯北京和甘肃的干燥气候。因此把家还是安在天津。只是每个月去北京上几天班，不然不发工资。
病人说：大夫，刘家药行能不能设在中国大陆？
我说：是的，原来刘家药行就在天津水阁医馆。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之后，我太爷爷刘连仲担心日军捣乱，就在香港开了一家药行。后来不幸而言中，天津水阁医馆被日军查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水阁医馆又被没收了。我想再建一个药厂，但是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太昂贵了，不如维持香港的刘家药行。家族的许多人，也不敢在中国大陆投资，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可是我们家的药行设立在香港，而由我作总监，负责配制专利成份，这是很不方便的。怎么办呢？过一天算一天吧。
由于香港刘家药行只是继承祖业，也是奉行不谋利的宗旨；因此其产品只是讲究一个精字，而不追求产量。完全靠美国的合同的多少，调节产量的多少。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假冒的刘家药行的药品。这些药品的外观与刘家药行一模一样，但是疗效不同。比如，吃了假＇控岩散＇之后，没有牵拉感，更不会缩小肿块。不过刘家药行并不追究，因为谁爱上当儿，谁上当儿。
病人说：大夫，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怎样才能不受骗？
我说：是的。我每天要收到四五个传真，邀请我去你们人大会堂开会。邀请单位的名称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中国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什么中国卫生部医药研究和发展开发中心，什么中国药学研究中心，……。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钱；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这些会议有什么用处呢？举办者说给你出书，给你发奖，让你出名。然而你交了钱，出的书只有你自己看；然而你交了钱，得的奖只有你自己欣赏；然而你交了钱，买的名誉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是骗人。
国际也是如此。你给香港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紫金花奖；你给泰国的国际金奖评选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