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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取胜（12）
高冕
解读袁世凯一生所作所为，不难发现，他骨子里是倾向于康梁维新变法主张的。但当践奉政治主张与攫取权力发生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政治主张。在他人生天平上，权力始终是最重的筹码。为追逐权力，他可以抛弃一切。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返回天津，光绪帝赐予密诏，命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辞别皇帝后，掉转屁股乘上火车驰抵天津，直奔直隶总督衙门，求见荣禄，将维新派绝密计划和盘托出。荣禄虽对正在发生的事变有所察觉，但不曾料到来得如此紧急、如此严重，听罢袁世凯的告密，犹如当脑门挨了一焦雷，惊问：“子意云何？”袁世凯道：“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当晚，荣禄进京，紧急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命荣禄连夜赶回天津控制军队。次日黎明，她率人马从颐和园抄小道进皇城，直奔皇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以光绪帝病重不能理政为由，宣布自己训政，并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初十日（25日），她急电荣禄来京，随后谕令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特简为钦差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维新派在后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中分崩离析，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香港和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罢免。不到一个月，新政举措除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其余全被废除，戊戌变法皂泡一般破灭。
维新派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作为对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奖赏，荣禄进京那日，慈禧太后令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令袁世凯垂涎已久的职位，虽只让他过了十天的瘾，但体现了慈禧太后在风云突变之际对他的高度信任。荣禄对袁的忠心十分欣赏，当时后党中曾有亲贵大臣认为袁世凯“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不可信赖，应予惩处。荣禄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这次变乱，袁世凯再次成为大赢家。他既保住了光绪帝超擢的候补侍郎官衔，又提升了自己在慈禧太后和荣禄心目中的地位。从此，袁世凯其人，不仅进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视野，而且进入她的心灵。为表示对他的宠信优渥，十一月（1899年1月）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给予赏银四千两。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1899年3月31日），清廷宣布成立武卫军，归荣禄统率，其中聂士成率武卫前军，董福祥率武卫后军，宋庆率武卫左军，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另由荣禄组建并亲率武卫中军。于是，袁世凯获得与大清国著名宿将同等的地位。这年五月初九日（6月16日），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式跻身二品大员行列。
有首歌谣道破袁世凯乱中投机的真相：“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纷乱的局势，再度为袁世凯创造了乘乱而起的机会。
甲午战争失败后，长期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活动的反清秘密组织义和拳，改变反清立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将斗争矛头指向设在中国的洋教会和外国势力。清廷为利用义和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颁发上谕，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群众团体。义和拳遂改名义和团，且声势大振，以山东和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迅猛爆发。曾经残酷镇压过义和拳的山东巡抚毓贤，是清政府官员中较早改变对义和拳立场，倡导庇护义和拳的人物，义和拳的仇洋排外运动在山东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西方列强对毓贤非常不满，要求清廷撤换山东巡抚。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继任山东巡抚的最佳人选。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顺利迅速地平定叛乱。”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特别青睐，主要原因是此人手中掌握着中国最新式的一支武装，而且他仇视义和团，更乐意按洋人眼色行事。列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数度对清政府婉示以袁世凯取代毓贤的愿望。不知什么原因，清廷与西方列强的意愿竟然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廷谕令将毓贤调离，山东巡抚一职，由袁世凯署理，并命袁世凯仍统率武卫右军。三个月后，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正式成为一员封疆大吏。
从清廷颁发上谕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短短半年时间里，直隶境内义和团迅猛发展，大批团民拥进京城。慈禧太后为防止“祸起肘腋”，并利用他们对付支持维新的洋人，于五月（6月）宣布义和团团民为“义民”，进一步采取安抚政策。列强对此大为光火，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俄、美、德、日、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共两千余兵力，从天津直扑北京。慈禧太后一下乱了神，急令袁世凯前往救助。二十一日（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这一日，袁世凯接到率部赴京勤王的谕旨，慈禧太后要他向洋人开战。
乱中取胜（13）
高冕
斗争形势错综复杂。袁世凯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不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慈禧太后，将来没好果子吃；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洋人，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会消耗殆尽，来日往上爬的本钱就会化为炮灰。究竟如何是好？经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想出一个两头都不得罪的好主意：只派少量人马赴京勤王，避免与西方列强交战，保存军事实力。心明眼亮思路清，二十三日（19日），他向朝廷上奏，堂而皇之地说：京师乃天下根本，亟应提一旅之师星夜奔驰救援，待命阙下。同时，他又强调，山东省“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而威海、胶澳英德逼处”，这两个列强包藏祸心，对山东正蠢蠢欲动，加之省内多处出现匪乱，人心很不稳定，恐内乱即起，英德等国趁乱吞并山东。因此，在这危急局势面前，他尽最大能力“凑集三千人”，派一名部将统率赴京。清廷见山东海防如此吃紧，不敢抽调他的人马，急令停止派兵，这对他来说，正中下怀。
二十五日（21日），昏聩的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强开战，实际上是拿羸弱大清的一国之力与整个西方阵营对垒。同日，他命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袁世凯深知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的团众，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的对手，对朝廷意旨抗不遵命。在接到朝廷急令他增援天津的命令后，他以“职在守土”为由，拒不派兵。天津沦陷后，清廷严饬他派兵救援，他授意部将故意迟滞不前；十多天后北京告危，朝廷命他接济军火、派兵保卫京师，他借口拖延、不遵朝命。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铁蹄之下，慈禧太后化装为布衣村妇带着光绪帝狼狈出逃。清廷火速谕令袁世凯率部驰援，袁世凯仍拒不遵命；忠于朝廷的部属张勋等人主动请缨，要求“马革裹尸”、“报君父之仇”，袁世凯认为此人憨愚可笑，不予同意。
袁世凯根本不信义和团能打赢八国联军，在联军侵犯北京之初就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讨教应对局势之策，张刘两人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抗旨不遵，自搞一套，私下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和美、德、法等国也加入“东南互保”大合唱。袁世凯对刘、张、李三总督的做法非常赞赏，在西方列强暗中策动下，于六月初也加入“东南互保”的大合唱。因此，他在北京告急甚至慈禧太后仓皇西窜之际无动于衷，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后，袁世凯时常在部属面前自夸：“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柱，国事尚可问乎？”他毫不客气，在保全半壁江山的功劳簿上为自己重重记上一笔。加入“东南互保”，既使袁世凯保存了军事实力，又使他名声鹊起，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大名督并驾齐驱，俨然成为大清国中流砥柱。
袁世凯一面对义和团血腥屠杀，大批团民倒在其屠刀之下，一面对洋人竭力安抚，把洋人伺候得舒舒帖帖。自清廷宣战后，山东境内没有一个洋人被杀。英国驻烟台领事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目前在烟台所处的地位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所采取的态度。……直到目前为止，山东没有被卷入那个势将席卷它的叛乱和掠夺的浪潮。”两厢默契，投桃报李，西方列强给予袁世凯以特殊报答。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