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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得直咽口水，忍不住又调戏人家，浪言浪语，纵情戏谑，闹得人家非常难堪。
这年三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青天白日，曾国藩又起色心，大概欧阳夫人不乐意，曾国藩恼羞成怒，没有给夫人好脸色看。
……
如此等等，好色的猫爪时不时探将出来，被他自己劈头盖脸痛斥之后收缩回去，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他意识到吃烟的坏处，遂立誓戒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他烟瘾很大，要戒掉谈何容易。一年过去了，吸了戒，戒了吸，还是一个隐君子。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再次立誓：“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殛，是“杀死”之意。意思是说，若再不戒烟，就让神明夺去他的性命。尽管立下恶誓，戒烟之事，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日，他写下戒烟的痛苦感觉：“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旁（彷）徨。”将戒烟痛苦喻为婴儿断奶，形象准确至极。此后第七日，他再次写下戒烟的痛苦感受并鞭策自己：“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次月十六日，他再度立誓，将戒吃烟放在三戒之首。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里，几度立誓，自我痛咒，历经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终于战胜自我，永别烟枪。
他还发现自己有喜欢扯谈、说话刻薄、爱揭人短的毛病。他在日记中反省说：“与同人言多尖颖，故态全未改也。”友人岱云也对他提出忠告，“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忖，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他在日记中时常切责自己与人说话太多、闲扯误事，心气浮嚣，妄语扯谈。“心愈浮，则言愈繁，而神愈倦”，心浮气躁，为修身养性、专心治学之大敌。因此，他又立下恶誓：“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
在痛苦修炼中，在灵与肉的搏杀中，曾国藩向着笼罩着光环的前贤榜样走去，一步步靠近这些光环，试图拥有这些光环。
若不是时局发生大变乱大动荡，曾国藩会顺着惯性走下去，钻研学问，修德养望，同时步步高升，升尚书，或督抚，爬上殿阁大学士高位，在仕途上顺顺溜溜、平平稳稳，荣耀一生。
但是，声势浩大的“长毛作乱”，改变了曾国藩的人生轨迹。
大转折之后的曾国藩，要用书生的肩膀，顶住王朝嘎嘎倾坠、岌岌可危的栋梁。此前的曾国藩手不释卷，是斯斯文文、养尊处优的朝中大员；此后的曾国藩舞枪弄炮，遍尝世事艰辛、历尽沙场凶险，成为统兵杀人的兵头。
扶倾定危（6）
高冕
然而，没有读书应试当高官奠定的基础，没有那番苦攻深悟、身体力行程朱理学的修炼，没有在京十几年对官场高层的深刻了解，没有这些年里织成的人才网和关系网，就不会有兹后扶倾定危的曾国藩。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二日，四十一周岁的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他抵达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惊闻母亲江氏于六月十二日逝世噩耗，几欲昏厥，稍稍定神，立即给咸丰帝写了一道奏折，请求江西正考官另行换人。随后改服奔丧，于八月二十三日返回老家湘乡白杨坪。
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发动起义，宣告讨伐清廷。咸丰二年，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围桂林、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出广西，入湖南，一路北上，锐不可当。七月二十八日，太平军围攻长沙。当时的长沙城，宽五里，长十里，周长二千六百三十九丈。太平军兵力太少，一时难以合围长沙城。清军趁机调集六万军队保卫长沙。太平军先后四次炸塌长沙城墙，但都未能夺取该城，由于久攻不克，军中油盐断绝，太平军于十月十九日撤离长沙城。这年底，太平军攻入湖北，用地雷炸塌武昌城墙，攻占起义以来的第一座省城。
清廷对太平军的建迅猛发展和清军的软弱涣散非常震惊，急忙采取应对措施，令各省兴办团练，训练本地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当地治安。湖南方向，咸丰帝想到了奔丧在籍侍郎曾国藩。咸丰二年十一月底，咸丰帝颁谕湖南巡抚张亮基：“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这道上谕从紫禁城发出，在路上走了十三天，落到一身素服的曾国藩手中。对此，曾国藩很有顾虑。母亲尸骨未寒，这个时候“墨从戎”，怕招天下人耻笑。当时，官员死了父母称丁忧，明文规定，不论什么官员，死了父母都要解职回乡居丧，在家守制尽孝三年（实际为头尾相接的二十七个月）。如果该官员工作确实无合适人选可以替代，经皇帝特批，也可在任守制，称做“夺情”。但曾国藩知道，丧期仍然当官做事，极可能招致言官弹劾、舆论抨击。康熙朝宠臣李光地死了母亲，被康熙帝“夺情”，没有回家守制尽孝，就遭到御史的猛烈弹劾。曾国藩笃信理学，十分重名节，视“孝”为人臣大节，又了解有关历史掌故，知道“夺情”终为士林诟病的可怕结局，因此起草了一份上疏，竭力请求皇帝让他在家守制。但这份上疏写成后没有发出去。十二月十五日，他接到巡抚张亮基来信，获悉武昌已于该月初四日落入太平军手中，对自己守制服丧产生动摇。武昌陷落，很可能导致长沙不保。巢空倾覆，焉有全卵？哪一天湖南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怎能为母尽孝守制？这一日，挚友郭嵩焘赶来吊唁曾国藩母亲，官轿走了一百三十里地，到白杨坪已是深夜。但郭嵩焘毫无倦意，与曾国藩秉烛长谈，而后又与曾父反复交谈，引经据典，规劝曾国藩改变主意，抓住时机，施展抱负，尽忠皇帝，保卫家乡。
在好友再三劝说下，经过激烈思虑，曾国藩横下一条心，决定披孝从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于是，他结束四个多月的家居生活，于咸丰二年底赶到省城长沙。
按照咸丰帝初衷和清廷本意，是要曾国藩兴办团练，而不是编练一支不属于朝廷直接控制的地方武装。
当时清代国家正规武装力量，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绿营兵是清初因八旗兵力少，以及出于以汉制汉需要，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募汉兵成立的地方军。由于其用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所以称绿营或绿旗。八旗兵的战斗力，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明显衰败。到乾隆朝，乾隆帝断定，八旗“还不如绿营奋勇”，八旗主力地位已渐为绿营取代。绿营兵平时担负大量杂役，战时为八旗兵打头阵当炮灰，待遇、装备低人一等，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至嘉庆初年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后，也走向衰落。现在，病入膏肓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太平军凌厉攻势之下，或一触即溃，或闻风而逃。国家武力后盾败坏至此，咸丰帝及其智囊无奈之下，任命各省丁忧或在籍官员兴办团练。于是，全国各地一下冒出四五十个团练大臣。
曾国藩知道，团练不是新鲜玩艺儿。此制始于唐朝，后历代沿袭，到了清代，已由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他十分明白，办团练难成气候。团练是不远离本乡本土的民间武装，由乡绅捐款供养，听任乡绅使唤，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加以改编，“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就与团练大不一样了，很有生气，颇具战斗力，长沙保卫战中江忠源所率五百“楚勇”的表现就是明证。
曾国藩明白，要另创一支新军决非易事。他也考虑过将绿营兵改造成一支劲旅的方案，但此路走不通，此路不能走，因为绿营兵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就现有之绿营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深，安能更铸其面目，并荡涤其肠胃？恐怕即使是岳飞复生，半年虽可以教成其技艺；孔子再世，却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以为，现在之绿营兵决不可能练成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以替代绿营兵的作用。”他的好友江忠源，曾深刻剖析绿营兵一触即溃的根源：“其病根在于绿营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所以才溃乱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不可收拾。”曾国藩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对绿营的弊端看到更细更深一些：“今日大弊，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欲以贼平，安得而可？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他内心清楚，清军将领不直接统兵，遇有战事临时选调担任指挥，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将与兵之间难以建立私属关系，说穿了，这种指挥体制不是为打胜仗设立的，而是为了防范统兵者拥兵自重、造反割据。这就是说，绿营兵根子上就坏了，即使倾尽心血为之培土、修枝、浇水、施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