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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首在用人。咸丰帝采纳杜受田建议，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力排众议保全因与同列不和而遭毁谤的提督向荣，重用一批忠臣宿将；同时，罢黜惩处一批腐败无能、名声很臭的官员。道光帝很信任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穆彰阿，玩弄权术、妨贤病国，被革除职务、永不叙用；文渊阁大学士耆英，畏葸无能、抑民媚外，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举朝内外恨之如仇，咸丰帝将他连降八级，“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如此等等，谕令一出，人心大振。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黄河丰北决口很长时间没有堵上，大水泛滥，山东、江北严重受灾。为避免引起更大的动乱，为给皇上分忧，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危，杜受田带着患了多年的肝病，奔赴灾区查看灾情，抗洪赈灾。出发前他上疏建议：“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经他推荐，重用了山东藩司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等一批持正有为的地方官员。同时采取了对付灾难的应急措施。
杜受田不管自己年迈有病，顶着酷暑和风雨，在灾区泥泞中奔波跋涉。六月，抵山东；七月，到江南清河。肝病痛得厉害，他咬牙硬撑，一心扑在赈灾事务上，“前后奏折中从未自陈病状”。杜受田的三道奏折，将灾情陈奏得很详细很清楚，把赈灾措施拟制得很周密很稳妥，受到咸丰帝充分肯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杜受田终于扛不住了，走到江浦时猝然倒下，与世长辞。他在遗疏中仍对皇上殷殷告诫：“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
大智大爱（5）
高冕
咸丰帝惊闻恩师病逝消息，涕泪纵横，非常痛苦。他哀叹说：“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恩师走得太快了。咸丰帝悲痛之中突然想起来，应当赐给恩师的东西还来不及赐予。他立即颁发上谕，晋赠恩师为太师、大学士。
实际上，咸丰帝早就有意将太傅、大学士职衔授给恩师。但皇上手中的东西，无论一条破裤，还是殿阁职衔，都是政治象征物，何时赏给寓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到了他认为时机成熟时，才会郑重赐予。咸丰帝当权后没有很快将太师、大学士两个显赫头衔赐给杜受田，很可能是有意避嫌，以免卓秉恬等朝臣说他偏爱恩师。
卓秉恬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晚逝世三年。他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七十三周岁。咸丰帝赠这位政敌之师为太子太保，谥“文端”。
杜受田生前官衔低于卓秉恬，但死后哀荣远盖过他，无论荣誉头衔还是谥号，都高出好几个等次
扶倾定危（1）
高冕
曾国藩当官有术，若要探寻其中奥秘，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公置身官场数十年，经历王朝最为动荡的岁月，立德、立业、立言各方面均恢宏、博大、深厚，为官之道浸润其间，想要概括一二，必然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这是很自然的事。
曾国藩能从腥风血雨的大清晚期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同治中兴名臣第一人，究其为官之道，直白而言，可用两句话概括：文能应试，武能杀人。
文人屠夫，天壤之别。但这两者在曾国藩身上那么自然地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喜欢读书会读书的人成千上万，但不见得考试面前应付裕如；当兵打仗纵横疆场者成千上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铸就一部所向披靡的杀人机器；投笔从戎的文人亦成千上万，以至那么多金戈铁马铿锵有声的诗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大量篇幅，但携笔从戎、如此高明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杀人武器者，惟曾国藩一人。
舞文弄墨，能写出一手漂亮道德文章，舞枪弄棒，能缔造一支克敌制胜杀人如麻的军队，这里边道道，关键在一“能”字。
还得佩服我们老祖宗的能耐，他造了一个词，叫“士兵”。曾国藩就是“士兵”，他既是地地道道的士，又是名副其实的兵，士兵合一，水乳交融。读懂曾国藩，就能明白“士兵”的确切含义，就能领悟老祖宗造词之妙。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叫白杨坪的山村小旮旯。这是一个地道的小山村。这个山村旮旯即便后来曾国藩名扬四海，人们也不知它在版图中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在湖南的某个角落。这个小山村实在太偏远了，它离湘乡县城（今双峰县）还有一百三十里之遥。
科举很可能有九十九个坏处，但有一个好处是明摆着的：给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子弟留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隙缝。
湖南湘乡山民以读书入仕为荣，对读书做官的渴望甚至超过刨地觅食的渴望。曾国藩父祖辈，又是这支读书求功名队伍中的铁杆分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之时，曾祖已将这份渴望寄托于孙媳肚里的曾长孙了。
冬日的这个夜晚，年逾六旬、白须飘飘的曾祖竟希，忽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风驰电掣地在自家宅堂左右盘旋，随后突然窜入内庭，环绕飞腾。老人大吃一惊，翻身起来，才知是南柯一梦。老人正琢磨此梦凶吉，有人敲门报喜，说是孙媳生下一个男婴。老人大喜，忙将儿孙叫来，将方才所梦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并断言，此乃吉祥之兆，这个孩子将来必光耀曾氏门庭，要儿孙好生看护。
这个取乳名为宽一的孩子，六岁那年就跟随父亲曾麟书启蒙读书。曾氏深知，儿孙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曾家从太高祖曾元吉起，有四十亩薄田、几处宅院，依靠这份不厚的家业，各代都致力于培养读书人，但他们都未能博取科场功名，没有摆脱布衣身份，只能累世务农。曾祖竟希老人在科场上奋斗不成，将希望寄托在儿子曾玉屏身上；曾玉屏自己奋斗不成，又将希望寄托于儿子曾麟书身上。读书做官，这个代代相传的希望，到曾麟书身上已到了非常热切的程度。但曾麟书一次次应试，一次次黯然而归，连个秀才都没挣回来。曾麟书将羞辱吞进肚里，一边百折不挠教书备考，一边及早将儿子曾国藩引进科场之路，将祖辈薪火相传的希望火种，播在儿子心田。
曾氏家族读书做官的热望，不仅没有因一次次科场失意而降温，反而有增无减、持续升温。曾麟书大概怕自己学问浅薄误了儿子，将年方十岁的曾国藩，送到岳父江沛霖所设学馆读书。外祖父青舍瓦屋旁有一口水井，有一回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打水，与表弟在井口挤来挤去打闹嬉戏，不小心一头栽进井里，好在外祖父应声赶到，不慌不乱将他捞起，救回一条小命。笃信佛教的江沛霖，深信这是曾、江两家祖上积德行善所致，而且断言，这个淘气的小外孙将来必能金榜题名。因为，外孙掉进井里差点“浸死”，在湖南湘乡方言中，“浸死”与“进士”谐音。
巨蟒投胎的精怪传说，“浸死”就是“进士”的牵强附会，对少年曾国藩都是无形的压力和动力。他在长辈们灼热目光的关注下，青灯黄卷，寒暑不辍，在重重山峦中攻读圣贤之书，遥想着进京赶考、荣登进士榜的那一天。
曾国藩读书应试本领超群，果然不负所望。
曾国藩十三岁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起初，读书应试摸不到门道，经过七次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考中秀才。经历这一痛苦过程后，他茅塞顿开，脑袋一下开窍。中秀才后第二年，参加在省城贡院举行的乡试，一举考中举人，在湖南省所有中式举人中排名第三十六。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到京城贡院参加三年一科的会试，向新的科考目标——进士发起冲击。但京城科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放榜那天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榜上无名。清制，三年一科的会试为正科，若遇朝廷庆典，特开科举考试，称做恩科。曾国藩赶上好运气，第二年还有一次恩科考试，便留在京城，准备参加下一场考试。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份好运气，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虽没有杏榜题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他喜欢上了韩愈的文章，刻意师法其雄奇豪迈之气。后来他转而爱好桐城派文章，笔下所著不仅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充溢一股雄奇之气，犹如江河奔腾，这手好文章的基础，就是在这一年打下的。作为一个外省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城读书应试一年，所带盘缠早已空空如也。这年落第回家路过金陵，他在书肆看到一套《廿三史》，渴望拥有，但没有钱，只好向一位在江苏做官的同乡借了一点，又卖掉几件衣服，才得到这套书。回家后，他春夏秋冬足不出户，又发愤攻读两年，盼来了又一个乡试之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带着向同族和亲戚借来的三十二缗钱，再次踏上北去之路，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这一次，他会试考取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二名。时年二十七周岁的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赐同进士出身。
扶倾定危（2）
高冕
曾国藩博取的科考功名，对曾氏家族来说，具有创世纪的意义。他金榜题名的骄人成绩，一举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来未出一名进士的历史。自太曾祖起，曾家祖辈就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历经九代人的绵绵梦想，终于在曾国藩手里变成现实。喜讯传到家乡，白杨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