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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的“情义”还有一点像西方的借债还钱理论。如果逾期还不能还钱的话，利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谈起了自己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经过。这位商人出资让埃克斯坦博士去日本旅游，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撰写传记，最后把手稿寄给了日本的那位商人。但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博士自然担心起来：是不是书中的什么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于是又发出了好几封信，但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电话说他现在正在美国。不久，他就来拜坊埃克斯坦博士了，还带了几十棵日本的樱花树作为礼物。这份礼品实在太可观了。这位商人盘算着：正是由于这么久都没有给他回信，所以必须得准备贵重点的礼物才行。于是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当然，我知道您也不想我那么早就回报您的情义，对吧！”
在回报“情义”时，它往往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需要偿付的额度。例如，有一个人向一位小商贩求援，而这人恰好就是这个小商贩小学老师的侄子。这位学生由于在年轻时没能报答老师的恩情，因而这种“情义债”就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现在，面对这位老师的侄子，这位商人毫无选择，只有答应帮忙，以此来偿还对老师的恩情。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说他是“无情无义之辈”。
第五部分第38节：洗刷罪名（1）
⊙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用牙签剔牙……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得不到的某种满足。
对日本人来讲，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种“情义”涵盖了许多美德。在西欧人看来这些美德中有些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要对别人施恩情况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而，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忍耐、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雪洗。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己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其实人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人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
日本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的意思。他们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与“报恩”最大的不同：对世界的“情义”是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因而有回报的义务；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一直纳闷为什么上述的这两种“情义”一种表达的是感激，而另一种表达的却是报复呢？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说：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污蔑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恩惠时，他对这份恩情是记忆犹新的；而当他受到别人的侮辱时，那种耻辱也将是刻骨铭心的。不论怎样，最后都得有个了解。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他们区别成“侵犯性”和“非侵犯”的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被称作侵犯。只要是在“情义”范围之内洗刷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帐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和了感激和忠诚的复杂因素，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ol（西班牙文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颇有相通之处，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几分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的其他各国，只要主流文化重视雪洗污点的地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就越会被人们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情义”的定义是符合的，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可以说真是“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日益充斥着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名誉上的占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物质上谁能获得真正的利益，人们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至于肯塔基大山中的居民间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那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现在这种为了“对名誉的情义”而战斗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的“对名分的情义”以及伴之而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道德观中所特有的。这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特质。比如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做是“小人之举”，认为那些都是些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的名誉也是高尚品行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这将是大错特错的。人们会对这种如此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们也不会对此种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当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们只是认为诽谤者的这种行为非常滑稽可笑，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暴露对方卑鄙无耻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对名分的情义”放到一个非进攻性大背景下去理解时，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涵义。在当时特定的场合下，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忍耐和自我克制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对自身的“名誉的情义”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呼小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不能惊慌失措。当发洪水时，每个日本人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收拾几件必需品，然后朝高地逃跑，而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当狂风暴雨袭卷日本本土，每个日本人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虽然并不是每个日本人最后都能完全做到这样，但它已成为了每个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尊中不太要求自我克制。因而，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就往往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构成了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要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则要在战争中能够对持刀武士的侵犯表示顺从和容忍。
第五部分第39节：洗刷罪名（2）
在日本，有很多著名的描写武士容忍力的故事。武士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都不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来讲了。当武士们都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装出刚刚吃饱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燕长鸣就知道他们是在寻找食物了，而武士们口含牙签就表明他们已经饿了”。在这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态度：“受伤了？不，报告将军，我被打死了！”即使面临着生命危险，武士也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面对痛苦，他们要毫不畏缩。据传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也出身于武士家庭，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的睾丸被狗咬伤了，被送去医院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用刀戳着他鼻梁骨说：“一声都不许哭；要是哭就再也不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武士了，以后死了也要遭人唾弃。”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按照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来生活。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对名誉的情义”，那他也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在德川时代，一个自重的人就是要按照社会详细的规定来办事，包括穿什么衣服、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用品等等。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始终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洋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小孩买另外一种娃娃时，美国人感到特别震惊，觉得这几乎就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虽然办事的规则不一样，但结果往往也是一样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