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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总是带小女儿去看令人眼花的杜鹃。
她还小，杜鹃对她而言几乎是树。
她不太专心看花，倒是很专心地找那种纺缍形的小蓓蕾，找到了就大叫一声：
“你看，花baby！”
她似乎只肯认同那些“花婴”，她不厌其烦地沿路把那些尚未启封的美丽一一灌注上她的欢呼！
旅行美国，最喜欢的不是夏威夷，不是佛罗里达，不是剧场，不是高速公路或迪斯尼乐园，而是荒地上的野花。在阿利桑那，高爽的公路上车行几小时，路边全是迤逦的野花，黄粲粲的一径开向天涯，倒教人怀疑那边种的是一种叫做“野花”的农作物，野牛和印第安人像是随时会出现似的。
多么豪华的使用土地的方法，不盖公寓，不辟水田，千里万里的只交给野花去发展。
在芝加哥，朋友驱车带我去他家，他看路，我看路上的东西。
“那是什么花？”
“不知道。”
“那种鸟呢？”
“不知道，我们家附近多的是。”
他兴匆匆地告诉我，一个冬天他怎样被大雪所困，回不了家，在外面住了几天旅馆，又说sears tower怎样比纽约现有的摩天大楼都高一点。
可是，我固执地想知道那种蓝紫色的、花瓣舒柔四伸如绢纱的小花。
我愈来愈喜欢这种不入流的美丽。
一路东行，总看到那种容颜，终于，在波士顿，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蓝水手”，blue sailor。
像一个年轻的男孩，一旦惊讶于一双透亮的眼睛，便忍不住千方百计去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了又怎样，其实仍是一样，只是独坐黄昏时，让千丝万缕的意念找到一个虚无的、可供挂迹的枝柯罢了。
知道你自己所爱的一种花，岁岁年年，在异国的蓝空下安然的开着，虽不相见，也有一份天涯相共的快乐。
《诗经》有一个别名，叫葩经，使我觉得桌上放一部《诗经》简直有一种破页而出的馥馥郁郁的香气。
中学在南部念书，校园大，每个学生都分了一块地来种，那年我们种长豇豆。
不知为什么，小小的田里竟长出了一朵小野菊——也许它的前身就跟豇豆的前身同在一片田野，收种子的时候又仍然混在一起，所以不经意时也就播在一起。也许是今春偶过的风，带来偶然的一抹色彩。
后来，老师要我们拔野草，我拔了。
“为什么不拔掉那棵草？”
“它不是草，”我抗议，“它是一朵小野菊。”
“拔掉，拔掉。”他竟动手拔掉了它，“你不知道什么叫草——不是你要种的东西就是草。”
我是想种豇豆的吗？不，我并没有要种豇豆，我要种的只是生命。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丛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小野菊。
那花，而被种在菜圃里，或者真是不幸的。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处成孕。雪花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桠，只开一次，飘过万里寒冷，单单地要落在一个赶路人温暖的衣领上，或是一个眺望者朦亮的窗纸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刹，然后，回归为半滴水，回归入土。
浪花只开在海里，海不是池塘，不能滋生大片紫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花，上帝就把浪花种在海里，海里每一秒钟都盛开着浪花。
有什么花能比浪花开得更巨大，更泼旺，那样旋开旋灭，那样的方生方死——却又有四季不调，直开到地老天荒。
人站在海边，浪就像印度女子的佩然生响的足环，绕着你的脚踝而灿然作花。
有人玩冲浪，看起来整个人都开在花心里，站在千丝万绪的花蕊里。
把浪说成花，只有中国语文才说得那么好吧！
我讨厌一切的纸花、缎带花和塑胶花，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越分，一种亵渎。
还有一种“干花”，脱了水，苍黄古旧，是一种花中的木乃伊，永远不枯，但常年的放在案头，让人觉得疲倦不堪。不知为什么，因为它永远不死，反而让你觉得它似乎从来没有光灿生猛地活过。
我只愿意爱鲜花，爱那明天就握不住的颜色、气息和形状——由于它明天就要消失了，所以我必须在今天用来不及的爱去爱它。我要好好的注视它，它的每一刹那的美其实都是它唯一一次的美，下一刹，或开或阖，它已是另一朵了。
我对鲜花的坚持，遇见玻璃花便破例了；哈佛的陈列室里有一屋子的玻璃花，那么纤柔透明——也许人造花做的极好以后就有一种近乎泄漏天机的神秘性。
也许我爱的不是玻璃花，而是那份已成绝响的艺术，那些玻璃共是一对父子做的，他们死后就失传了——花做得那么好当然也不是传得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爱上那做得特别好的晶莹得虚幻的花，还是爱那花后面的一段寂寞的故事。
我爱花，也许不完全是爱花的本身，爱的是那份乍然相见的惊喜。
有一次，去海边，心里准备好是要去看海的，海边有一座小岩岬，我们爬上去，希望可以看得更远，不料石缝里竟冷不防地冒出一丝百合花来，白喷喷的。
整个事情差不多有点不讲理，来海边当然是要看海捡贝壳的，没有谁想看花，可是意外地遇上了花，不看也不忍心。
自己没有工作进度表，也不管别人的旅游日程——那朵花的可爱全在它的不讲道理。
我从来不能在花展中快乐，看到生命那么规矩地站在一列列的瓶瓶罐罐里，而且很合理地标上身价，就让我觉得丧气。
听说有一种罐头花，开罐后几天一定开花，那种花我还没有的看已经先发腻了。
生命不该充满神秘的未知吗？有大成大败、大悲大喜不是才有激荡的张力吗？文明取走了蒔花者犯错误的权利，而使他的成功显得像一团干蜡般的无味。
我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节逼得雨中行人连魂梦都走投无路的杏花，那些各式各流的日本花道纳不进去的，市价标不出来的，不肯许身就范于园艺杂志的那一种未经世故的花。
让大地是众水浩森中浮出来的一项意外，让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扬起来的一声吹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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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红毯之后
小＿说t…x…t＿天堂
楔子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有？”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