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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1年至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4月起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贺屋兴宣，1937年至1938年以及1941年至1944年任大藏大臣，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铃木贞一，1938年至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年至1943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1943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大政翼赞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外侵略扩张活动。
星野直树，1934年至1936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实际领导，1937年至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局长，伪满洲国实际上的总理，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企划院总裁，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副总理大臣，1944年12月起任日本大藏省顾问，是统治、奴役中国东北四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1926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的“东亚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吹侵华，是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
木户幸一，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后任内大臣兼日皇枢密顾问，对起用东条任首相扩大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1月宣判止，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裁判。法庭接受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有策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罪行的各种证据。
在法庭的判决书里，确认了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以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为目的，以达到用武力统治世界。法庭还判定，从1931年开始以来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判决书还确认，日军的暴行是有组织的，而且是按上级的命令执行的。
在审判进行期间，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法庭中止审理他们的案件。被告大川周明患渐进性麻痹病而宣告为“无责任能力”，因而关于他的案件审理也停止进行。
1948年11月4日，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祸的人民特别注目的日子。这一天，国际法庭对以东条为首的25名甲级战犯开始宣判。当东条英机等人被押上审判台时，旁听席的观众都投以愤怒的目光。过去，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把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大洋洲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个个耷拉着脑袋，心神不宁地站在被告席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神气了。似乎很难想象就是这群法西斯匪帮，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践踏了一个个伟大的民族和众多的国家。
国际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NB52D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宣判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处绞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一个个相继走上绞刑架，从而结束了他们的罪恶一生。
战犯东条英机是至死不悔的。他不仅仅在法庭上公然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而且就是把他判处死刑后，他还在最后遗言中呼吁美国人，不要使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异化，不要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并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为二。”他说：“这样将来必定产生大乱子。”东条至死不忘反共，可谓花岗石脑袋死顽固也！
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会按着东条之流的愿望发展的，过去他们曾经企图毁灭中国和整个东南亚，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又想毁灭日本，他们竭力鼓吹“焦土抗战”和“一亿玉碎”的自杀政策。然而，与东条之流的愿望相反，日本人民并没有被毁灭，只有战争贩子们才变成了历史的陈迹。
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民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希特勒没有逃出这一逻辑，墨索里尼没有逃出这一逻辑，他们的难兄难弟东条英机也没有逃出这一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