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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德国大使欧根·奥特也奉命向日方指出：“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本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并带有威胁的口气说：“若日方在苏俄被击溃后始采取行动，势必影响其道义和政治地位。”
陆相东条对希特勒出尔反尔的态度有些不解。他想：“过去一直鼓动我们南进，说我们的北方是可靠的；现在又要我们北进，莫不是想让我们去为他们探虎穴呀？……”
第二天，东条就带着这一问题前来拜会奥特大使，探询苏德前线的战况。这位秃顶短髭、眼睛狡黠、身着便服的将军，酷似一位审慎的生意人，在投资前掂量着他的同伙是否会破产。席间，奥特努力使东条相信，前线的战事顺利，莫斯科“厄运已定”。由于大使故意对“胜利”夸大其词，反而使东条提高警觉。他想，希特勒的闪击战并未取得成功！东条不相信奥特的话，悻悻地走了。不久之后，陆相又让大岛将军在柏林进一步摸底，为他取得第一手材料。
大岛大使很快来了答复。报告说，根据陆相的吩咐，专程拜访了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关于苏德战况，陆军元帅解释说，进攻速度放慢是由于交通线拉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凯特尔说：“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实际进程比计划落后3周是不足为奇的。”
东条摸了底，更加坚定了他的“南进”决心。在下一次的内阁会上，他鼓动近卫通过了一篇题为《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日本南进政策不变。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关于这一点，通过向维希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希望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如果劝说无效，就诉诸武力，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就这样，一场冗长的辩论宣告结束，从此使日本朝全面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为了清除松冈对军方政策的干扰，东条建议近卫首相立即把他免职。但是，近卫却不想与松冈闹翻，因为松冈在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重新组阁，起用别人当外相。他于7月16日6时30分召开内阁非常会议。近卫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松冈抱病在家。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的暴风雨般的生涯就宣告结束了。
第二天，天皇要求近卫重新组阁。新内阁不到两天就组成了。动作之所以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变动。松冈的职位由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样干，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
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意志是何等坚决，我们的行动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赫尔读了“魔术”破译后送来的这份电报怒不可遏，竭力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冻结了日本资产。结果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全部停止。冻结资产是完成A、B、C、D四国（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圈的最后一个步骤，这无疑对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日本统帅部的挫折感近于歇斯底里，一些法西斯军官要求及早动手。早在1941年年初，东条英机就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发表了《战阵训》。他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韧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并号召全军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
经过多方的磋商和长期谋算，一个进一步引向日本灾难的“南进计划”就这样出笼了。
第二部分 鼓吹南进第18节 迫使近卫辞职（1）
虽说南进计划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但对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近卫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一天晚上，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问他进攻美国的取胜机会如何？山本说：“预计在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更加深了近卫的疑虑，增强了他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的信念。
近卫文NBA29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豪门贵族；他是近卫笃NBA29公爵的长子，近卫家族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后嗣，他的曾祖父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他出生后8天，母亲死于产褥热，但一直到他成人后，他还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生母。“在我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
近卫年轻时患有肺结核病。有两年工夫，他除了瞪眼看天花板和胡思乱想外，什么事也不干。从这时起，他就对失败者抱有同情感。他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曾写过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个“民主派”，对所有的人都以礼相待，所谓“叫化子也是宾客”。但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和大帝国思想。
近卫13岁那年，父亲去世。作为上流社会的产物，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进未来的近卫公爵，于1919年随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任贵族院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33年起，任贵族院议长。在日本横行侵略的年代，他曾两度担任日本的首相。第一次是1937年至1939年，第二次是1940年至1941年。在他的首相任期内，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侵华战争，挑起了反苏的张鼓峰事件，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而且也为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多少人惨遭屠杀？多少人死于战场？多少财产毁于一旦？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每逢想到南京的大屠杀，近卫就浑身出冷汗。那是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在谷寿夫等人的指挥下，日本匪徒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肆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就开枪射击。他们口口声声称日本是“日出之国，光照世界”，但日军野蛮的血腥暴行却在南京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结果，1/3的城市淹没在火海中，数以10万计的青壮年被押至城外用刺刀或机枪杀害，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不少老年人被活活打死扔在江中。真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这些滔天罪行，正是在近卫任首相期内之所为啊！
近来，近卫连日被恶梦惊醒。有时他梦见一只雄狮，张开大嘴，舞着利爪，要把他撕碎；有时他梦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他独自乘着一只将要灭顶的大船，在拼命呼救。他想，这是不祥之兆啊，搞不好，大和民族就要完了，真要发生灭顶之灾了。到那时，罪孽难逃，近卫家族不仅不能像他祖训说的“流芳百世”，而且要遗臭万年了。
如今，正当日军在华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时候，又要推行“南进计划”，这怎能不使近卫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呢？
就是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近卫在询问山本之后，又于8月4日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把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争取达成协议的想法，征求两位大臣的意见。近卫说，他希望会谈成功，但不急于求成。东条和及川两人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过了几个小时，东条向近卫报告说，他担心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议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他估计谈判八成会失败，但只要近卫承诺，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
在好战的日本大本营内部，也有些人赞成会谈，陆军省岩畔大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的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告终。然而，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却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如今唯一的出路是——打！”
然而，岩畔并不因此而泄气。他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劝说。8月末，他参加了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络会议。在会上，他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他指出，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对此十分生气。他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次日，岩畔到陆相办公室送报告时，东条粗暴地对他说：“你已经被派往去柬埔寨的部队了，你的报告没有必要再交上来了。”当岩畔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对送行的亲友们说：“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恐怕东京车站只是一片废墟了。”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日本外务省将那份“建议在支那问题解决后，就从印度支那撤军”的照会电告美国，要求日美双方对此举行首脑会谈。但到9月3日上午11时在宫内省举行联络会议时，还没有收到罗斯福的正式答复，与会者顾虑重重，担心美国是不是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我们一天天弱下去，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