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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赞同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上绥远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田中隆吉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李守信率领第一军驻南壕堑，作为第二线的支援，把第五、六、八、九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防守后方。这样部署就绪之后，德王就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首先指责绥远省当局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收税；“越权干涉”西公旗事件，“煽惑”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叛乱”；在百灵庙以南修筑作战工事等。继则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反处分等项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旋于8日复电，逐项予以驳斥。于是，一场对绥远的罪恶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德王和王英则是他手中的工具。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的心理发动这次进攻的。他认为上有日本飞机助威，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一威吓，绥远军队就可能撤退了；大则可以垂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夺取陕甘宁；小则也可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料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绥远军民奋力抗战，英勇打击敌人，使日伪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8月嗾使伪军攻绥的失败仍不甘心。至11月间，日本又嗾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再度向绥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把伪蒙的领土扩大，成立“蒙古大元帝国”。于是绥远军民再次奋起，与日伪军在红格尔图进行更大规模的激战，把日伪军再次击溃，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在这一战役中，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率众反正。他们在行动之前，杀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击毙李守信伪军数百人。他们的反正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绥远抗战的胜利消息，严重挫伤了东条英机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大众到兵学商，都一致奋起声援，连在狱的犯人，也以绝食的办法集资捐献，形成了1936年冬季的援绥热潮。
在全国援绥抗日声中，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7万多工人，先后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他们把抗日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全国性的抗日时机即将成熟，抗日的大风暴就要来临，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冲破。
第一部分 武士世家第9节 大举侵华（1）
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以后，暂时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攫取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活动，嗾使汉奸殷汝耕和德王先后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政府”，以便把这些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中。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最为上策”。他在1937年6月9日，作为关东军参谋长，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所以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可分的。
当时在东京，歌舞剧院在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日本大本营为了表彰战死者，对这3个侵华“英雄”特升两级，授予金Ｃ５２８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摄制了100部以上的影片，并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日本军国主义在不遗余力地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采取措施发动战争，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同时，英美对日寇的侵华行动，仍采取观望的政策，这无疑对日本军国主义起了纵容的作用；而这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巩固和广泛的发展。所有这些，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趁此时机，尽快地占领中国。
当时，华北局势十分动荡，亲日分子非常嚣张，投降暗流蠢蠢欲动。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客肖振瀛经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1935年1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同年6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事态扩大，何应钦为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曾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精卫接受了这个建议，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主席职务，所遗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将第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
肖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第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肖正谋求在华北取得北平或天津市长的位置，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的职务，而第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第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6月28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北平当局感到惊慌失措。肖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辞，向军分会建议将第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同意后，肖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
肖振瀛造成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进一步在华北展开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第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八面玲珑，四处活动，假借日寇驻军华北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第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迳电蒋介石陈说日寇入侵，因见第二十九军拼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第二十九军撤走，华北岂不断送；并说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甘心卖国，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在既签约言和，便当蠲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无济于事，不如利用宋、肖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肖的主张。
经过多方周旋，蒋介石终于同意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将该会原来的建制，由辖华北五省二市，改为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察哈尔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天津市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人权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肖：“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何在？”肖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政委会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上亲善，实际上敷衍”；他对付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