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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鲁迅在编《华盖集》时“添加”的。王先生用的是“填加”。
为什么要添加呢？不外两种可能，一，鲁迅写文章大都署日期，这篇当初没有署，编集子了就添上；二，有添加的必要。同是《华盖集》中的文章，隔了两篇的《论辩的灵魂》更像是一篇文章，就没有添。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文章收入集子时都要添加日期的。那么，给《青年必读书》添上日期，只能说有此必要了。
什么必要呢？只能说是，为了避开什么。
避开什么呢？避开让人说他是“愤激之辞”，说他是针对胡适、梁启超、徐志摩他们的。
避开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说他的文章，是写于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的文章发表之前。《京报副刊》是二月十一日开始刊登应答书目的，第一篇就是胡适的，那么只有说是“二月十日”了。也不能太早。因为孙伏园一月二十九日的《启事》中说“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刊登是“以收到先后为序”，鲁迅文章发表的序号是“十”，这就不能说的太早了。
《鲁迅全集》的编注者们，不查原件，或是查了原件也不注，全信了鲁迅的添加，又从《鲁迅日记》里找到佐证的根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条下有“夜作文一篇并写讫”，注文为“即《青年必读书》。后收入《华盖集》。”
全集的编注者太糊涂了。且看鲁迅这几天的日记是怎样记的：
八日昙。……夜伏园来，托其以校正稿交寄小峰。
九日晴，风。午后往女师校讲。晚寄李小峰信。夜向培良来。
十日晴。……下午寄伏园信并稿……夜作文一篇并写讫。
十一日晴。……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
接连四天，孙伏园来了三次。提及稿子的共四次，两次是译稿不论，文章稿子两次，均在十日。全集的编注者，将“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给了《咬文嚼字（二）》，“夜作文一篇并写讫”给了《青年必读书》。
这样做对吗？显然是不对的，至少也是有纰漏的。先看这些日子鲁迅究竟写了几篇文章。
查《鲁迅全集》，这几天之内，鲁迅共写了三篇文章：
一、《看镜有感》，文末署“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载《语丝》。
二、《青年必读书》，文末署“二月十日。”载《京报副刊》。
三、《咬文嚼字（二）》，文末署“二月十日。”载《京报副刊》。
从文稿的长度，与交寄的时间上看，《日记》中说的“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的稿，是《看镜有感》。可这篇文章是《语丝》上刊出的，怎么会寄孙伏园呢？这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已在两年前失和，兄弟两人从不照面也从不通信，而《语丝》办起不久，孙伏园即离开去办《京报副刊》，接替者是周作人。原先的稿子都是孙伏园办理，现在仍寄孙伏园，周作人接到后自然也会照章办理。要不就没有办法解释，孙伏园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来鲁迅家，鲁迅为什么还要寄给他稿子并写信呢。再就是《看镜有感》是篇较长的稿子，只会是九日写起，十日寄出。于此可知，十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的“稿”，不是编注者说的《咬文嚼字（二）》。
再看十日《日记》中说的“夜作文一篇并写讫”，是篇什么稿子。编注者说是《青年必读书》，肯定不是。一，《青年必读书》是填写的，不能说是“文”；二，《青年必读书》是填写在现成的表格上，不必先“作”出来再“写”。鲁迅也有一次完稿的时候，只说“作文”，不会再说“写讫”。比如同年一月三日有“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一月十四日有“夜成短文一篇”，一月二十八日有“夜作《野草》一篇”。“作”了还要“写讫”的，肯定是一篇正经文章，那就只能是《咬文嚼字（二）》，而绝不会是《青年必读书》。
这里没有《青年必读书》的写作时间。
那么《青年必读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或填的呢？
我的看法是，只会在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
查《日记》，二月十六日即徐志摩《再来跑一趟野马》刊出的当天，“夜……伏园来”。第二天，“下午伏园送来译文泉卅”，十八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夜伏园来”。而三天中，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以常情推断当是，十六日徐志摩的文章出来，孙伏园晚上来到鲁迅家，催他填“青年必读书”的票，鲁迅没有当即填写，十七日送译文的稿费时又催了一下，鲁迅答应明天一定填起，这样十八日晚孙伏园来了就拿上了填起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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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让鲁迅作难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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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徐志摩在《再来跑一趟野马》中说，“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一十本书目……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十本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也就是说，徐志摩是在看到胡适刊出的书目之后才写他的文章的。胡适的书目二月十一日刊出，徐志摩的文章最早也是二月十一日下午以后写的。考虑到徐文中的口气“我想起了……”，还应当再迟两三天才对。这么晚写出的文章，“以收到先后为序”发表，排为“五”号，二月十六日刊出。鲁迅的答卷排为“十”号，二月二十一日刊出，其写作时间怎么会比胡适的答卷刊出的日期还早呢？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上添加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可以肯定，是在看了胡适、梁启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后才写的。看了那些答卷，情绪上就不会不受影响。
鲁迅填写的那些话，既然是冲着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来的，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不能说不是“愤激之辞”。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一点，参看前面提到的那些指责文字不难明白。
对这样的指责，鲁迅是很在意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在厦门，听说他的杂文集《坟》在北京印到一半的时候，特意写了一篇《写在〈坟〉后面》寄去，作为该书的后记。其中说：
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全集》第一集第286页）
于此可知，所以添加那样一个日期，正是要避开这个“愤激之辞”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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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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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平日买书，也是买中国书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书账：
共买书七十八种。其中中文书写，所涉又是中国事的四十八种。日文书，包括译成中文的日本书，二十五种。英文书一种。以百分比来说，中国书占65％，外国书占35％。若考虑到外国书一种是一册，而中国书一种常是数十册，比如这一年他买的《别下斋丛书》一种就四十本，《佚存丛书》一种就三十本，中国书占的比例还要更高些。
买了书总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备览的。
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这样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是不是他真的不给人开书目？
也不是。
有这样一件事，最能说明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不渝的好朋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吾乡风俗，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86—287页）
经查，许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也就是说，在说了青年不必读中国书数年之后，他就开出书单了。
还要注意，许世瑛恰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胡适开书目的对象是一个学校。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
现在再来看，鲁迅给这位中文系的清华学生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国书？
下面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揭载的书目：
计有功 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
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
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 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 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少室山房笔丛》（文雅书局本，亦有石
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
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葛洪 （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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