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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上说，北京有个鲁迅博物馆，出版《鲁迅研究月刊》。上海有个鲁迅纪念馆，出版《上海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没有刊物，主要职责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此外，好些大学里，还有各地的社科院里，也聚集着一批专门研究鲁迅的人。
上面说的三个机构，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做的考证比较多些。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社科院的鲁研室，主要做资料整理的工作。在张梦阳的主持下，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大册及索引一册。可说是鲁迅研究资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之书。张梦阳近来又出版了三大册《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它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是鲁迅研究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不光代表着鲁研界的水平，也代表着鲁研界的品质。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问》。文中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他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卷）
因质疑鲁迅研究而酿成事件的，则有《青海湖》文学杂志因刊发《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而受到批判，刊物编辑部作了公开的检讨。批判者陈漱渝在《不要恣意贬损鲁迅》一文中说：这是“朝鲁迅身上大泼污水”。并断言出现这种状况，“海外某些错误观点的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近年来对鲁迅研究质疑最为激烈，且最具个人特色的，还要数小说作家王朔。在前面提到的《我看鲁迅》一文中，王朔说：
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期，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着我们黑暗的自身。
王朔的文章发表后，鲁研界可说是一片哗然，一片惊慌。回应文章很多，大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鲁迅被专制利用了，被亵渎了，你们看到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真正的鲁迅是怎样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怎样的爱国，怎样的为民，怎样的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怎样的呼唤着进步向往着光明。也有一些学者，还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为何来。大多数是气愤，是无奈，叫喊着要回应挑战，要捍卫鲁迅。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战》。文中说：这些现象的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是值得重视。人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李新宇所说的背后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几乎席卷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潮流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他说的文化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思想钳制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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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耳光扇给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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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在资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对解放后鲁迅研究的水平，该是心中有数的。二○○○年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得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1995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终吐真言：“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的学有素养、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语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46页）
文中提到的林非，当时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
张文中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感叹，真是祸国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大陆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陆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见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个学者。这将近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50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略》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泽东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竿儿往上爬了。毛泽东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些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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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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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做个智力测验。不要思考，全凭直觉回答这下面的问题：当今中国，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中，谁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
鲁迅，鲁迅，还是鲁迅。
我敢保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这样回答。唯一那个不这样回答的，不是他心里另有一个地位比鲁迅还高、名气比鲁迅还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鲁迅。
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事实，就说它肯定是对的。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