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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宁愿将激情挥霍在唯美的享乐中。这一切使得这一代人天然地具有诗人的气质。
这一代诗人成长的精神背景的特殊性，也表现在他们特殊的文学教育背景上。在他们最初接受的简陋的学校教育中，文学教育和其他人文教育一样是一片空白。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学课本中的几篇毛泽东诗词，竟唤醒了那个沉睡在这代人身上的诗歌灵魂，成为不少60年代出生的诗人写作生涯的起点。早期教育中的这种欠缺，固然对这一代诗人的文学修养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但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好处：在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中没有混入任何先入为主、模棱两可的成见。当这代人第一次与文学遭遇时，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我判断的能力，中外古今的斑斓的文学成果几乎同时地显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空白的心灵状态使他们可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地对待这些有时是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们日后全面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修养便起源于这样一种看似偶然的契机。让我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这一代人的文学修养几乎完全是自我教育的结果，而这一过程紧密联系着他们追寻自我的精神历程。
新诗史上最初的几代诗人在接触西方文学传统之前，往往已在中国旧文学中浸染日久，旧诗的意识、趣味、情感、感受性、节奏、形式不可避免地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却远难抵销它在语感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文言特别是旧诗词的长期浸淫中形成的语感，会降低一个人对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的敏感，使他对现代汉语的质地、声音、节奏的判断产生扭曲。这种扭曲的语感对诗人的工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在新诗史上，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等旧诗修养较高的诗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某种文言习癖。而后两位乃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新诗的现代性最坚执的诗人，连他们都未能免俗，其余可知。胡适作为白话诗的始作俑者，对白话却从未形成良好的语感。郭沫若也只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对白话有一种天才的敏感，以后便大作其不堪卒读的旧诗。许多初期的白话诗人未几便改弦更辙，重新做起旧诗，理由概在于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旧诗那一套陈腐的辞藻里才能体会到语言的诗意，而白话是粗鄙的，缺少美感的。也就是说，旧诗的审美和思维定势完全推毁了他们对诗的领悟力，他们成了旧诗那个庞大的传统的又一批殉葬品。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现代文学史上写出了最富于现代气息，对现代汉语诗歌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非科班出身（如由画入诗的艾青）或者对文言的不利影响保持了足够警惕的诗人（如穆旦）。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60年代出生的一代诗人非常偶然地躲过了一劫，而这本来几乎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这真是幸何如之！因为传统文学修养的欠缺，是可以通过日后的学习加以弥补的，而语感一旦被扭曲，就深入一个人的无意识层面，很难通过理性的努力去消除。这一代人开始接触旧诗传统时，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种自我保护能力，知道哪些是这个伟大的传统之根，哪些是花和果，那些又是它的腐朽的寄生物。事实上，旧诗只有对这代人才是一个益的矿藏，而对他们的前辈，它不过是一个散发着不魅力的西壬女妖，那些听到过她歌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丧身于波涛。
我说过，这代人是通过自我教育获得他们的文学修养的。我的意思在他们身上不存在一个可以辨认的师承关系，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上了大学，有不少人还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这仍然不能改变这一代人主要通过自我教育完成知识储备的实质。当他们进入大学校园时，有着良好知识修养和文学、学术创造力的老一辈学者、作家大多已人物凋零，他们的授业老师多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知识修养既无法与前辈学人相比，而且不少人思想僵化、感觉迟钝，很难担当起传递文学学术薪火的重任。然而，这代人很快把这种压抑的气息奄奄的文学学术环境变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自由氛围。无所事事的童年所培养的好奇心，早年的精神饥荒所引发的对知识的饥渴症，以及某种内心的隐秘需要，把他们驱向了阴暗的图书馆和明亮的通宵教室。这一代人突然从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变成了最勤奋的一代大学生。他们囫囵吞下了一切他们感兴趣而且碰巧能够找到的文字。当他们走出大学校园的时候，他们已是“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的新人了。当然，由于缺少系统和严密的学习计划，也由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式，由这种自我教育完成的知识储备肯定存在许多盲点和欠缺。但是他们永远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这一代诗人大多有一种藏书癖，他们的藏书之富、涉及面之广，甚至令很多学者望尘莫及。如果你曾经访问过某些诗人的书房，你就会深切感受到这种早年的精神饥荒在这代人的求知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其结果便是造就了新诗史上最为好学、勤奋的一代诗人。
这一代诗人很晚才开始接触中国旧文学，但他们最终获得的旧文学修养并不逊色于他们的前辈诗人。他们在对待旧文学时拥有的自信、距离感和反思能力更是他们的前辈所很少具备的。这反而使他们比他们的前辈诗人从旧诗传统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被上几代人视为旧文学优点的词藻、音节以及多愁善感的旧文人习气，不再能蛊惑他们了。在一种崭新的意识烛照下，他们重新发明了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肖开愚、臧棣发明了一个新的杜甫，黑大春发明了他自己的陶渊明、李白和王维，陈东东发明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东方传统，哑石则对中国的自然诗歌进行了现代性的阐释，而西川从李白那里学到的东西也许要多于任何一位古典诗人……陈东东对待古典诗歌的态度在这一代诗人中具有某种典型性：“我热爱我们的古代文明，我不断诵读那些古诗词，我相信我仍保留所谓的东方情怀正因为这样，你才更能体会到我们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反动于古典的结果。我想对现代汉诗来说，借鉴或借用古典是必须去做的事情，但承袭古诗词却要不得，而且不会成功。”①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使一个令人窒息的传统的在这一代诗人身上重新焕发了伟大的生机。
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的滋养，但由于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程度、接受心理的限制，他们的前辈诗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往往是单一和片面的，他们的影响的来源往往集中于某几位诗人或某一国文学。在大多数的诗人那里，这种影响和他们的创作之间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例如，美国意象派之于胡适，惠特曼、早期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英国浪漫主义之于徐志摩、闻一多，法国象征派之于戴望舒，歌德、里尔克之于冯至，卞之琳所受的影响似较宽泛，但也未超出英、法两国的范畴。而在这一代诗人那里，影响的来源既要广阔得多，影响与其写作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复杂、胶葛的状态。一般认为，海子主要受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来源却广泛涉及从古希腊、罗马、印度、波斯的史诗、抒情诗，到欧美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而海子由于25岁便结束了生命，在这一代诗人中远非最为博学的，臧棣甚至为海子“知道得太少了”而深感惋惜。这一代诗人大多具有一种宏大的文化抱负，这在骆一禾那里体现为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种“集成状态”的强烈愿望，而在臧棣那里表现为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化杂食能力和无与伦比的文化转化能力。臧棣把一种广泛的阅读视为结束于餐厅之前的烹调艺术，对自身的创造力表现了一种绝对的自信。这种文化杂食性在这一代诗人那里具有典型意义。而80年代的开放气氛也为他们的好胃口提供了文化资源的保证。经过“五四”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几代诗人、翻译家的介绍，这一代诗人对世界文学和诗歌版图的了解比起以往的几代诗人都要全面、深刻得多。而现代汉语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普及，到这一代诗人手上已相对成熟，这也为他们接受外来影响创造了有利的语言条件。这一代诗人的诗歌抱负正是在这样一个浓厚的文化背景上形成的。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学和文化修养，使他们的精神创造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附录：西渡文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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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为幸运的是，这一代人开始其写作生涯之际，正好是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思想、意识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他们身历了开始于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目睹了各种思想的交锋和激战。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激发了他们日后对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潜在勇气，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在文学上，那时正好是朦胧诗开始广泛传播并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时候。从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意识演化的过程来看，朦胧诗有两大功绩：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唤醒了人的自觉；在文学层面上，它还是文学的自觉的起点。正是在这两个方面，60年代出生的诗人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朦胧诗的传统，把一种从朦胧诗萌芽的写作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灿烂的写作局面。
这一开始于朦胧诗的人的自觉化运动，通过这一代诗人的努力，演变成了一个推动当代诗歌发展的不断深入的文学的个人化进程。韩东通常被视为一场旨在颠覆朦胧诗的诗歌运动
的领袖人物，然而，他穿越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旅行还是起步于朦胧诗的历史的终点。在一篇早年的文字里，韩东写道：“只有作为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人在艺术中具有无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