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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可以预测的话，究竟是哪一天、几点钟，最好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或回家去见见亲人，或者去公司，让大家在最后的时段里把最想干的事都干完。总之，得让大家有时间好好回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最后的抉择。这样做，也许可以对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作一个总结，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面临毁灭的刹那以非常庄严的姿态去迎接死亡。比窝窝囊囊、不明不白地死去要好。
此时此刻，我们倒担心起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的斗焕来，他也许正在欣赏着窗外的高空美景呢。为了把整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些，他也许会叫空姐把舷窗打开，那可就一切全完了，小姐打开窗户的一瞬间斗焕迎来的也许就是世界的末日。究竟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先迎来世界末日呢，还是斗焕所在的空间先？不管怎么说，升到高空的人总比站在地球上的人离太阳要近一些，他是不是会比我们大家早一点迎来世界末日，只有天知道。一想到死亡，我就立即感到，活着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如此而已。
新闻结束，电视连续剧开始了，里面有一个苦恼至极的青年摇着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把纯真都丢掉了！也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再那么天真了，明白了吗？”
我面向那个青年轻轻地点了点头。谁都知道纯真的顿悟只有在纯真的年龄才会产生，就像认为人活着没有意义一样，只有在人生快到尽头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如梦初醒的结论。可只有三十五岁的我，现在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今天这顿酒钱该由谁付，于是就赶忙翻起了自己的钱包……
第九章 骗术
据说交友之道有两条：一是要仗义疏财，二是要诤言直谏。
第二条是不言自明的，可要把它说成是交友之道，又难免有点牵强。而第一条就有点问题了，在纯洁的友情间介入了阿堵物，不免会使人不可理解，但是也不能说它就完全不对。人与人的关系有爱有恨，这种关系才会十分密切。这就像一根普通的钉子与一根螺丝钉的区别，螺丝钉拧进去以后比普通钉子接触的面积要大，咬得紧，所以不易脱落。常言道，不打不相识，有时，把对方打痛了反倒关系会变得更亲近。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因为钱才会产生爱与恨，并因此演化成离与合，由此也不能说朋友之间加进钱这一媒介就一定不好。
我从来不向朋友借钱，但也从来不借给朋友钱。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不想和任何人的关系搞得太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像我这样的人要想从别人那儿弄到钱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那只能说我们之间不是一种合理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非正常关系。
斗焕离开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实际上，这个辞呈我写好后压在抽屉底下已经一年多了，没想到它竟然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当然，写张辞呈放在抽屉里，也有一种想以此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守在同一个地方不动窝的无能之辈。日复一日部长对我越来越不满意，经常是牢骚满腹，时不时地用手拍我的桌子，对这种事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以前，每天下班的时候，总要嘀咕一句：“看来这张辞呈今晚又得睡一个安稳觉了。”现在就不同了，“逼宫”逼得我不能不走了。当然，部长每次敲的都是桌面，并没有看到抽屉里还另有玄机。他的行为就像要我赶快把这张辞呈交出来似的，桌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脾气发个没完。终于，这一天我拉开抽屉，十分平静地把辞呈递给了部长。
我在公司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摄影工作室董事祖鞠打来的，他说，杂志马上要创刊，要我在两个小时内走马上任，去当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刮起了这么一股“经理”风，“经理”多得一伸手就能逮着，升洲刚当上松岳企划兼平山娱乐公司的经理，我还没上任就有了经理头衔。我刚放下祖鞠的电话，升洲就来了电话，似乎很兴奋，他说：“我们钓上了个大鱼，他是巴西侨胞，一个事业家。我们要在巴西办的事他答应给我们出资，而且还要搞一本以侨民为对象的会刊，办会刊的事我们想委托给你。”
“这个侨胞是干什么的？”
“搞汽车进口，也搞业务咨询，他的业务范围很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巴西侨民社会的一个大腕儿。”
一听这话，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像个大腕儿，而像个掮客。在侨胞事业家中有不少人是做中介生意的，这种人往往先在国外搞一个关系网，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在故国有影响的人物，就在手里握上好几个媒体，让这些新闻媒体替自己创牌子，打天下。在自己要参加大选，或者是什么新的业务要开展的时候都由传媒当开路先锋。我在1988年受专门从事公司刊物代理的朋友委托，曾经搞过一本16页的杂志——月刊《韩国幸福时光》创刊号，这是应国内举办奥运会的特殊需要而由一个旅美侨民创办的，他想以此为契机在故国扩大地盘。这本杂志既是创刊号也是终刊号，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什么什么媒体的发行人却赫然在目，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病吧。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假如你对人说，什么什么事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不管怎么说别人都不会相信，可被当作新闻报道登在报纸上，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就像侨民社会一样，他说在那个国家干过什么，只要通过媒体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布出来，就没有人不信以为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大大提高个人的可信度。一个社会越是疏于管理就越会缺乏信任，互相产生警惕之心，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里却更容易产生骗子。要是祖鞠和升洲也能受骗，说明这个骗子绝不是业余水平。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和祖鞠及升洲这类二流人物穿一条裤子。一是觉得，让我去敲上了二流钓钩的三流骗子的竹杠，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二是我不愿意被永远捆绑在二流骗子的战车上。尽管我是一时冲动递交了辞呈，事后为此紧咬嘴唇后悔过，然而目前既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也就没有必要去砸同伙的招牌，另起炉灶了。
几天以后，我顺便到祖鞠的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我好讲义气，不愿和别人撕破脸皮的“美德”所致吧。我这个人闲不住，领退职金总得跑吧，去找那些已经自己出来办公司的老前辈们谈一谈，为日后找条出路，总得跑吧，因此也可以说我仍然是个大忙人。祖鞠一天好几个电话催我去上班，烦是够烦的，但出于好奇还是决定去看看。当然，这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几天妻子云聪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交辞呈时云聪并没有唠叨什么，可让人难受的是，在家里她居然把我晾了起来，将一个洗净却长期空着的电饭煲冷冷地往餐桌角上一放，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家里的饭碗。谁看到这种景况也不能不焦虑嘛。
祖鞠的公司在一条很偏僻的胡同里，找起来不容易，看来租金也高不到哪儿去。按照祖鞠“走到胡同口就可以看见乐园打糕店的牌子，进店门以后上二楼”的路线，我找到了这家打糕店，要不是有这么个小店招牌，要找到祖鞠的公司那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小店旁边还挂着一个小小招牌——“和平洗衣店”。我顺着这座小楼侧面的楼梯一上去，不知怎么的，打糕店和洗衣店的门就同时悄然打开了。从打糕店探出头来的是个女的，洗衣店则是个男的，看样子是一对夫妇。两个人眯缝起眼睛，就像私人侦探一样把来人打量了个够。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那些典当行店主的表情，只要有客人光顾，总要眯起眼睛以怀疑的目光把来典当的人扫视一遍，看谁都像赃物贩子。从这一幕也不难看出每天进出祖鞠公司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我一走进公司的办公室，就认定这是一家专门应付讨债人的皮包公司。业务经理小姐正在用指甲刀磨指甲，有人进来时连头也不抬，不假思索地操着公鸭嗓子，鹦鹉学舌般地说：“现在总经理不在，以后再来吧。”
“我不是来找总经理，而是来找经理的。”
我有意把经理两个字咬得很重。这一招果然管用，话音刚落，马上就从业务经理身后的隔板处露出了祖鞠探头探脑的烧饼脸。
“你来得正好。”
“你口口声声说要搞国际娱乐业，把办公室设在打糕店二楼究竟算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马上就要把公司搬到前面那座板房的二楼去了。”
祖鞠把我带进办公室后边的一个房间里，外边有隔板挡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这儿还有个套间。里边坐着升洲和一个长得白白净净、四十开外的男子，穿着西服外套，挂着金项链。他们正在谈着什么，我刚一进去，那个男子就微微欠了下身子，十分轻巧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祖鞠介绍我说是青石沟图书出版公司的经理，声音十分洪亮。升洲一看到那个人正从怀里往外掏名片，就忙上去打圆场：“金经理的名片刚用完，早晨才去订做的。”
祖鞠说得落落大方，简直就像真的一样，我倒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拿这个来糊弄人。
我一眼就看出那个男子力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事业家巨子，以刺探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耷拉着眼皮，嘴角向上翘着，一股皮笑肉不笑的劲头，说话时先大声清嗓子，然后才以低沉而又浑浊的嗓音说：
“你就叫我崔先生吧。”
工作七年间我收到的名片近千张，多如雪片。有的名片档次不高，是用再生纸做成的，显得很朴素，可各种“长”字依然历历在目；有的名片是用塑胶纸做的，就是放在洗衣机里搅动都不会烂；有的名片是烫金的，十分考究；有的名片简单明了，一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