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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在旅馆里那么寂寞。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三月五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小引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绝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小引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第三部分：酝酿三益里的四枝笔投奔陈独秀 2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一九○二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两人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七月十四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一九二○年二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四川前往遥远的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在广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