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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拎着一条口袋，随着熙攘的人流去了打麦场。六月末的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脱了壳的麦粒，照着山一样堆起来的麦秸草，照着男男女女黑黝黝的脸膛。
男男女女们都在一架大磅秤前排起了长队，略显疲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神色，目光投向了生产队长。麦场的边缘处，有几头牛卧着，尾巴不停地卷曲在身上轰赶着苍蝇，阳光闹哄哄地围在牛们身边，把牛们晒得困倦懒散。
不知谁家的狗跑进了麦场，跟在几个绕着打麦场疯跑疯叫的孩子身后，欢欢地跃动身子，竟从麦堆边跑过去。看麦场的瘸子爷就对着那条狗猛吼一声，一瘸一拐地把狗赶出了场地。
队长披着一件白色褂子，围着金灿灿的麦堆转悠着，会计已经把算盘放在了磅秤的横梁上，但是队长还绕着麦堆思量着。今年天旱，麦子减了收成，队长的脸色有些阴暗，长长的一队男女很关切地盯住他的脸色，仿佛要从上面读出一些文字。
队长把手插进了麦堆里搅动几下，麦堆表层的一些麦子像山体滑坡似地滑下来。队长搅动麦堆的时候，麦堆散发出新麦的清香，由于太阳的烘烤，麦子的清香中夹杂着温热的潮气，弥漫了整个打麦场。队长的手从麦堆里拔出来，将手里捏着的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咀嚼着，片刻就有白色的液汁从他的嘴角溢出。
队长终于看着会计说，每人六十斤吧。
会计立即把算盘拿起来，习惯地摇动几下，算盘珠子在寂静的阳光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把磅秤前面的长队搅乱了，队伍里的男女开始推推搡搡的，都抻了脖子朝会计看去。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算盘珠子的声音，仍禁不住心头一颤一颤的。
队伍朝前挪动，我前面一个女人硕大的臀，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热热闹闹的情形。我不安分地朝前探着身子，大概碰到了女人硕大的臀，那女人扭回头挖了我一眼。
前面的长队缓慢地移动，一节一节地缩短着，我终于站到了排头，把自己的口袋放到了磅秤上。这时候，会计抬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就拉长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虚虚的，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把我放在磅秤上的口袋踢飞了。
队长说，不交钱，吃屎吧！
会计又低下了头说，下一个。
后面的人快速地挤上来，粗手粗脚地把我拨拉到一边。
我拎起踢飞的口袋站在队伍外，傻了似地看着金灿灿的麦堆，在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声中，一节节地缩矮。分到了麦子的男人女人们，把鼓鼓的口袋绑到独轮车子上，各自回家，打麦场上的人终于走光了。
太阳下空旷的打麦场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空气里留下的麦香。我的腿像生了根一样扎在那里，嗅着甜润的麦香，似乎永远不想动弹了。
看守麦场的瘸子爷用扫帚清理着麦场，清理到我身边的时候，抬眼看着我说，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用力拔了一下自己的腿，沿着路边慢慢地走回家。晌午的阳光那么热烈，而我的心却是凄凉的。
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6
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就必须请队长吃饭了，当然别人家里也要请。队长是生产队的领袖，他可以指派队员去做一切农活，脏的臭的苦的累的，他让谁去干谁就要去。他还可以对队员所做的农活挑三拣四，可以依据干活质量的高低，扣除或者奖励队员一个两个的工分。那时候的壮劳力每天只能挣十个工分，到了年底一个工分可以领取八分钱，八分钱可以买一斤盐巴，可以买一个半鸡蛋，可以买一两半猪肉……。
队员们把队长看得比自己的爷爷还重要，过春节购买的精品食物可以不给爷爷吃，却一定要请队长来品尝。
大多数人家都赶在过春节时请队长，只有过春节时家里的食物最丰富。乡下人那年月没有冰箱冰柜可以储藏副食品，春节过后不久就开春了，天气转暖，拖不过正月十五，副食品就开始散发出异味，总不能把有异味的食物让队长品尝吧？于是过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抢先请队长吃饭，要提前预定提前排队。
请队长就成了一种脸面，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争。
不用问，请队长这种冷脸去蹭热屁股的事，还得我去干。从初二开始，每天早晨母亲都把我从被窝揪出来，去队长家里排队。按照现在的观点，队长也不容易，那些日子每天都被酒精浸泡着，只有早晨刚醒来的时候，能清醒一会儿。为了满足许多家庭的需要，队长不得不从早饭开始就去应付酒场，也挺累的。
这年初四的早晨，队长家的街门紧闭着，天色已经亮了，街面上有三两个人缩了身子匆忙地走过，脚步声在没有杂质的清新空气里传得很快很远。我开始敲击队长家的街门，咚咚的声音使我感到莫名地恐惧，敲一敲停一停，没有动静就擦一把鼻子上冷出的清涕，壮着胆子再敲。
听到院子里的房门开了，我急忙停止了敲击。屋子里走出队长的婆娘，身上披着一件棉衣，扯着嗓子气冲冲地说，谁呀？敲敲敲，烦死人了！
我说，是我呀大妈。
谁呀？！这么早敲个屁！
我说，我是丰儿，请队长伯吃饭哩。
队长的婆娘开了街门，并不理会我，转身忙着打开了鸡窝，闷了一夜的鸡叽叽咕咕叫着，连飞带跑冲出来。圈里的猪听到了动静，也爬起来哼叫着，把两条前蹄搭在圈墙上，仰了头看队长的婆娘。
屋子里，队长隔了窗说，今早儿在老六家吃饭。
我急忙追问，那么晌午呢？
晌午饭在二眼家。
我停顿了一下，提醒队长说，不是我爸前两天就跟你说好了，今早晨轮到我家了……
说好了顶个屁用，说好了的人多着哩！
队长似乎又睡去了，我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看着队长的婆娘喂完了鸡和猪。队长婆娘这才瞟我一眼，说你走吧你等着也是白等。她把我轻轻地推出院子，然后关上了街门，我就推着门，带着哭腔央求她说，大妈你让队长到我们家、到我家吃饭吧。
她已经转身进屋子了，边走边气呼呼地说，他爱去哪儿喝就去哪儿喝，早喝死了利索！她的声音很高，一半是说给我听的，一半是说给屋子里的队长听的。其实她也很讨厌队长天天烂醉的样子，为了队长的醉酒，她没少和队长大吵大闹。
队长显然听到了婆娘的话，咕噜了一句，就起床出了屋子，奔厕所去了。我赶紧凑到厕所外等候着，这时候老六从外面走进了院子，看到厕所里队长露出的半个头，也站在厕所外面等候，侧眼看了看我，明白我也是来请队长吃饭的，就故意对着厕所里的队长说，该走了，刚起床呀？
我朝老六走了两步，说，六叔，把队长让给我家吧，我家请了队长几天了，说好今早上去的。
老六朝我翻了几个白眼，不等他说话，队长从厕所走出来，他上前拽了队长的胳膊就走。队长说，我还没洗脸，我抹两把脸再走。老六始终不松手，说洗脸干什么你的脸上也不脏，要洗到我家洗去。
队长说，好，到你家让你老婆给我洗。
队长跟着老六走了，我只能赶快回家向母亲报告，让她停止烧菜烧饭。按照母亲的吩咐，我请了队长还要去请会计，还要去请本家族的几个叔叔伯伯。但是队长是我们请的关键人物，队长没有请到，其他的人也不用去请了，我们家里的那点精品食物不能分流，必须集中火力把所有要请的人一网打尽。
母亲已经把一些精品食物摆在了案板上，等待我的消息，她看了我脸上的神色，就知道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她还是瞪着眼睛看着我，等待我说点儿什么。
我站在她面前低着头，像做错了事情似地满脸愧疚，一声不吭。母亲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对着我的屁股就打，说你哑巴了你怎么不说话？你除去吃饭还能干啥，去了这么长时候干什么啦？你这个笨货，你就不能拖着他就走！
母亲一下又一下地打我，她越打越生气，越打越想打。母亲刚把我按倒打了一下，我就慌张地哭叫起来，这种哭叫并不是因为疼痛，而是恐惧，等到母亲甩开膀子打我时，我心里反而踏实了，虽也哭着，但哭声里明显淡去了惊恐。我知道母亲也就是打我一顿了，像过去一样打完了就完了，并没有新的花样。疼痛倒没有什么，这种疼痛我已经体验了无数次，我直到自己最后总能顶住的。
父亲说，行了，你打他有什么用，他哭得天昏地暗能把队长哭来？
母亲停住手喘息着说，那你说咋弄？那些肉我洒过盐巴，还闻着有臭味了，你说咋弄！
母亲气冲冲地看着父亲，那样子似乎要把父亲按倒一起打了。
父亲说，明天再说，再追追队长。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把脚下的一个小板凳一脚踢翻了，父亲被母亲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浑身打了个激灵，小心翼翼地把目光投向母亲，暗暗地观察她的脸色，然后帮着母亲收拾那些准备下锅的精品食物，把它们放回了原处保存起来。
7
那年到了初十，我们仍没有把队长追到家里，屋子里开始散发出鱼肉的臭味了。
母亲又辱骂父亲，骂父亲是个窝囊蛋，骂父亲没肝没肺只有一肚子屎。父亲沉默了半天，从木柜里拿出半瓶子烧酒，仰着脖子咕噜噜喝完，傻了似地呆坐着，脸色渐渐地红润起来。
母亲看到父亲喝酒，辱骂得更凶了，说你这个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