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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泵基本上跟心脏的工作是一样的。不过每隔两到三年就要更换。”学生们盯着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心脏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问。
“它为什么不会疲劳呢？”
“它怎么可以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我想，这些学生有一个像麦克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多么幸运。他的课那么直观生动。下课后，学生们收起书本，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室。一个门房进来清扫垃圾。
“你好，保罗。最近好吗？”麦克先生问。
保罗指着角落里那只破烂的垃圾桶。“你要我把它扔出去吗？你用不着它了。”他说。
麦克先生捡起垃圾桶。“你可知道我们拿这玩意儿派什么用场吗？我们把它拿到外面，孩子们砰砰地敲它，然后我们测量声音的速度。我们看看声音到三百码外要多久。”
“那好，那么我不把它扔掉，要是你用得着它。”保罗带着些许不解地说。他笑了笑走了出去。我们也走出了教室，麦克先生把教室锁上。
麦克先生和我每年要一起吃几次午饭，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说。我热切地想要听他讲那些关于“孩子们”的故事，打听跟我一起毕业的学生的最新消息。麦克先生以前的许多学生都跟他保持联系。而他也总是很乐意听听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在饭店火车座落座，我跟他讲自己为给白血病协会募捐而正要参加的三项全能比赛。我担心我会成为跑得最慢的一个。我刚学会游泳，而比赛包括在海里游将近一英里，而且要穿过一个巨大的海藻床地。然而更为甚者，我担心我的自行车。那是辆九十九块钱的自行车，是我在九年级时同屋马里恩送给我的，差不多买了有十一年了。那不是辆赛车，轮胎又厚，速度又慢，车架很重，换档很费力。麦克先生提出让我骑他的自行车，可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我骑着它更舒服，而且比赛还有一星期就开始了。
“那就尽你的全力。”麦克先生对我说，“不要担心那些个骑昂贵自行车的运动员。他们处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他们处在‘祝你一天过得好’的状态。即使你有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他们还是会比你快。你参加比赛不是要赢。你是为了对利莉和你舅舅（他们都死于白血病）表示敬意而去比赛的。”他送给我一只闪耀的红苹果形状的小别针。上面写着：“我改变世界——我教书”。
“我把这个送给你，”他说道，“因为——你教我。你是教师。你在教别人如何做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我自豪地把那只苹果别针别上我的书包。每当看着它，我都会想起麦克先生，想到他是多么独特，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而且也是向自己的学生学习。
“嘿，水果蛋糕！带上你的头盔了吗？”在我们上驾驶课的第一天，麦克先生问道。
在昆西玛丽娜湾的一个停车场，我第一次来到他那辆褪了色的红色小丰田雄鹰轿车轮子后时，我的汽车知识非常有限。我得先想好开车的顺序。首先，把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里，调整座位和反光镜。好了，接下来呢？把排挡放在开车挡或是倒车挡，再检查一下反光镜。“哪个是刹车哪个是油门？哦，我以为是反过来的。我要两只脚一起踩呢还是用一只脚？”
“噢，老天。”麦克先生说道。
对于一个二十四岁的哈佛毕业生，碰到汽车我还像个幼儿园小孩。
麦克先生开始教我开车时，我对驾驶害怕极了。汽车是件危险的武器。如果我不清楚我在干嘛，我会把人杀死的。
麦克先生刚开始时在小侧路上教我。每当我们要穿过忙碌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停下来换位子。“你还没学会就让你在这里开车是不公平的。”他说。
我同时也在上驾驶课。我的教员跟麦克先生不同，他把我带到昆西最繁忙的地区。他把指令大声说给我听，然后我马上就得照着做，大部分时候都自己开车。我们转弯时我从乘客座位上紧紧抓住方向盘，然后从教练车乘客座位一侧猛踩刹车。
“你全都替我开了，我怎么能学得会开车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开车是在我们学了几个星期后。跟麦克先生在一起，我胸有成竹，知道该怎么操作，尽管自己仍然有点胆怯，因为我从未开过每小时四十码以上的速度。我们沿着坡道前进着，麦克先生的声音引导着我：“再加点速度，再加速。好，好。”我做了个深呼吸，感到很平静，因为我信任麦克先生。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安全的事。“加速，再加速。好，好。”哇呜，我每小时开到六十英里了。
麦克先生去年退休了。他“退休”后打算每周继续到西尔斯中学教四十个小时。他在昆西高中全职教书的同时每周到该校工作二十小时（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而不背上债）——可是他就是无法离开教书这个岗位。
他离开了西尔斯，在他“退休期间”，现在在马萨诸塞多彻斯特的圣彼得教区学校给三十名黑人和拉美七年级、八年级学生上文学、社会学和宗教课。我在寒假前最后一天去参观了他的班级——全班学生正在搞庆祝活动。在教室一角是麦克先生从家里带来的人造圣诞树。圣诞树用学生做的物品和贺卡装饰着。
教室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有些是昆西高中学生的，另一些是他现在的学生的。有放学后他带他们出去的“小型野外旅游”照片，三个五个一起出去，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单独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他们可以逐步信任他。
麦克先生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学生们围了过来，问我有关哈佛大学的情况，关于写作，关于摔跤。一名男生递给我他写的两个故事，然后，在我看的时候他害羞地走开了。学生们觉得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因为麦克先生跟他们讲了我的很多事。《波士顿环球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一篇文章贴在一面墙上。学生们检视我的头发——有点红的紫色头发——拿它跟文章照片里我的黑头发比较。“你的头发变了。”他们责怪我，怀疑我不是那个真正的萝拉莉。
几个学生在下棋，那是麦克先生带来并教他们玩的游戏。“我喜欢让他们在空余时间有事情做，做那些让他们思考的事情。”他说。
麦克先生让他的几个学生给我写信。一名叫丹尼拉的黑人女孩，高个子，留着长辫子，写信告诉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她从一家收容所搬到又一家收容所。她，她妈妈和两个妹妹住在一间房间里。今年她没有得到生日礼物，她妹妹也没有，但她努力不让妈妈烦心，因为，她在信中写道：“她在为我们做最大努力。”我马上就给她回了信。
麦克先生放学后还留下来，因为学生们似乎就是不想离开学校。他们围着他的讲台喧闹着，把最喜欢的CD放到CD机里播放，问了麦克先生和我无数个问题。
“麦克先生，寒假里我需要做什么作业？”丹尼拉问道，从他肩头看着成绩本。
另外一名学生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紧站在他面前。“麦克先生——麦克先生——爸爸。”她说，不耐烦地颠起脚尖以便可以离他更近。他一点也没有被打扰，把他的关注轮流交给每一个孩子。
第一部分 昆西高中第5节 当我的梦跟它自己和我搏斗（1）
上高三时一个深秋的日子，我正坐在文化遗产课程休息室吃午饭，斯蒂芬妮忽然说道：“我想参加摔跤队，但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女生是不可以参加摔跤队的。”我说。
“可以的！你没听说过诺伍德的那个女生吗？她是摔跤队里惟一的女孩。”斯蒂芬妮挑战似的注视着我。
“我和你一起去参加。”我说道，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以至于我冲向了桌子，胳膊肘打翻了一盒巧克力牛奶。我通常在冬天跑室内田径，不过这年是由一名足球助理教练带队。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训练活动是在咖啡厅里跑圈跑二十分钟。我喜欢越野跑和春季田径运动，但对冬季田径运动兴趣很小，特别是由于我的项目，两英里跑，意味着要在室内单调地跑上二十四圈。
在我们高中，女生惟一的冬季体育运动是篮球和室内田径。男生可以选择这两项体育活动中的任意一项，还有另外三项体育活动：冰球、摔跤以及游泳。
几天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见到了摔跤教练文图瑞利先生。他同时也担任地球科学课老师。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那时他在高中的四楼楼顶逮到了我。我的朋友帕姆和我一时兴起从开着的大窗户爬了出去。为什么不呢？让我们到那里看看。我们坐在屋顶平坦的部位，边聊天边做我们逃课的西班牙语和法语课回家作业。文图瑞利先生一定是听到我们的说话声了，因为他把头贴在窗户上，说道：“我希望你们没打算跳下去。”帕姆和我从窗户里爬回去，离开了身后阳光融融的屋顶，来到光线昏暗的三楼过道。文图瑞利先生把我们交给了我们的老师，鼓着嘴巴微笑着。
我跟他打招呼说我要参加摔跤队。他说：“星期三下午三点，训练场见。”他的表情一点没变。
人们问：“你为什么要练摔跤？”我不知道，于是便编造回答：“摔跤是很好的身体锻炼。我要做俯卧撑、仰卧起坐，用上每一块肌肉，这样我可以更强壮。”
斯蒂芬妮找到了一份放学后做的工作，决定不去摔跤了。我不想退出，那么多人都知道我要参加摔跤队。我下定决心去试一试，因为我说了我要去的。
接下来的星期三，我整理好训练要穿的衣服。我朋友帕特里克告诉我穿T恤衫、吸汗的衬衫和裤子，这样我的膝盖就不会在垫子上擦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