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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诺曼一起被送进了纽约州洛克波特的尼亚加拉疗养院。洛克波特在布法罗以北二十英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二十英里。那是幢黝黑的砖房，有几层楼，政府盖的，四周树林和果木环绕，有鹿群和啄木鸟出没。他们的父亲，我祖父，诺曼·惠特尼也得了肺结核，早已经在这座疗养院里了。父亲的哥哥四年后离开了疗养院，其时已经七岁。但父亲又呆了五年。那儿是他所记得的十一岁前惟一的家。那年他也离开了疗养院。
父亲住在一间有六到十二名男孩的病房里。他们的小床之间隔开六英尺。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衣服跟其他男孩的衣服一起挂在公共淋浴室中间的旋转木马上。对他来讲，护士们就跟家人一样。她们很友善，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一日两餐跟拌着调味油的番茄汁一起由人端到床头。他跟我说自己不清楚那样吃法是否有用，但他很肯定他们都不喜欢吃。
每天上午他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要上课。然后吃午饭，接着被命令卧床休息作为每天的“治疗”，睡到下午两点半。父亲讨厌困在床上，他渴望到外面的游戏场玩，玩跷跷板，或者打球。他们的“治疗”后，孩子们再上一小时的课。爸爸认为自己的书写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直到六年级才正常上学。不过他说也许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有的人的字天生就写得好。
第四部分 毕业第28节 与父亲相会（4）
每天放学后有人给他量体温。最后他终于可以到外面玩一小时，只要他“没有发烧”。要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那么游戏场、球场、苹果树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藤等都等着他去玩。在冬天，他还可以坐雪橇，那是最好玩的。要是有热度，他就被送上床，不允许到外面去。有好多回，他哥哥病得很严重，不能出去，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些男孩跟我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其他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得的是骨结核。这些男孩中有的只能躺在床上，用父亲的话来描述，一根绳子和一头用沙袋系住当重物的滑轮把腿朝外拉直，这样腿可以生长。现在爸爸思忖着那样是否确实起作用。有的男孩得了脊椎结核，无法动弹。他们没法多走路，走路也要撑着拐杖和垫高的鞋子。他们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中间弯曲着，可让他们的脊椎伸展。
有时候父亲和他哥哥到儿童楼连着的成年人疗养院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有一次去看望时，他们的父亲坐在轮椅里，藏在门后的角落里。他们径直走过他却没看到他。他用滑稽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家伙去哪里？”他们吃惊地回过身看去，他微笑着，把兄弟俩拉到了膝头。父亲记得他父亲不停地咳嗽，经常把痰吐进随身带的零钱皮夹里。医生取下了他的几根肋骨，这样他呼吸可以更容易些。
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我爸爸问护士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父亲。护士对他说：“啊，宝贝，他再也没病了。”爸爸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父亲生着病，可从没想到他会死去。“年纪那样小，你是不会往那里想的。”他对我说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他生病然后离开了的事实，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当时没有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一直要到两年后，即1944年，人们才开始用链霉素。“当时举行葬礼了吗？”我问爸爸，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他是被火化的——那个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没有多少人是被火化的。我想没有举行葬礼。”我爸爸对他的亲生父亲只有很少一点记忆。
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开着那辆小丰田卡车去上班和回来的路上，我听着父亲讲他的生活、他在疗养院的岁月、他对那儿美好的记忆，因为那是他孩提时代的家。他伸过手来抚摩着我的手，我的心跳了起来。
去了解我父亲的快乐中的一部分在于他变得真实了。他不再是那样高大和令人敬畏，而我也不再思念。那令我感到跟父亲更加亲近的部分在于获悉他小时候也曾经流浪在外，虽然是一种不同的情形。而且他幼小时也曾有过一段没有父亲的经历。
旅程是神秘的，所有的地图显示出合起来又分开去的道路。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尽管显得很平坦，但其实是圆的，因而有时候两个人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走并最终在同一个地方碰上，这样他们可以一起继续他们的行程。或者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可以开始他们的旅程，彼此就在旁边，相隔几英尺行走，沿着两条永远平行永不相交的线行走。他们可以顺着无穷无尽的平行圆圈围绕生活的地球行走，但从不交流，彼此从不了解多少。生活的地理是很令人好奇的。它并不总是有意义。
人们经常问：你是怎样跟你一直知道的那个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权利、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付给她妈妈四千块钱以放弃自己的探视权的这样一个父亲讲和的呢？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许多人不理解答案。甚至当我说自己要去见父亲时，连麦克先生也有点怀疑和关切。他想知道为何我父亲现在要认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我想像自己在父亲的鞋子里。我猜想对一个公众人物、一名律师以及后来成为巡回法院法官的我父亲来说，要承认自己有私生子是件很不乐意的事。他的职业、他每天上班穿着戴着的西装领带和脸上充满自信的表情、他三十岁时开始变灰白的头发，所有这些都闪耀着合法、财富和权力的光芒。我想像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律师生涯如日中天，离了婚带着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一名妇女有染，而她又意外地怀孕了。如果公众知道他有个私生子，那可能会损害他的律师职业。我想像作出那样的决定他一定很艰难。也许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成为我的好父亲，于是他选择了跟我毫无关联。
“我们作出选择，”他最近对我说，“我失去了看着你成长的那些美好岁月。我可以为了你而在那里。我不仅仅指经济上，我也指感情上。我们去了法院，我同意付一笔钱了断。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那是不够的，那根本是不够养活你的。那不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告诉我，“我对那毫无骄傲可言。我无法为此辩护。你是谁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要是我见到你，我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因而他选择了永远不再见我。我依然不理解那样的选择。我认为我是不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的。可我不是他。不过，当我想到自己曾经是的那个小婴儿，想到在那之后十九年里自己成长变化了那么多——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是不会希望某人根据我两岁或九岁或者十五岁时的行为来判断自己的。因为自那以后我学到了那么多，成长了那么多。我父亲在四十岁和六十岁之间一定也学到了和成长了那么多。他四十岁时所作的选择跟他五十岁或者六十岁作出的选择可能不会是一样的。我怎么可以去责怪他，怎么能够为他十九年前做的事而愤怒呢？这跟妈妈因为我两岁时做的什么事现在还要对我生气不是一回事吗？
人们问：难道你没有任何负面的、愤怒的感觉？我已经学会了最好不要带着愤怒生活，不要生活在失望里。要是让愤怒和失望统治你，它们会成为锁链，捆住你不让你成长。
因此，现在我跟父亲产生联系，我是跟他这个人联系起来。我只根据他现在的行为来判断他。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表明的，他已经用无数种形式向我展示他将会一直帮着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感情上。
在跟他联系了以后，大学期间他每个月都给我寄钱，这样我就不用打两份工。每个月他给我写几封信，让我知道他想着我。大学毕业时，他送给我一套艳丽的黄色、蓝色和橙色旅行用具。他拥抱着我，说：“它们色彩鲜艳。我认为它们跟你的个性很相称。”他和多恩（还有那套旅行用具）千里迢迢来到波士顿，呆了五天，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跟麦克先生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为庆祝我毕业，他还给我买了机票到他在毛伊岛上的分户使用的房子度假。那个夏天我待在他们家，他和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