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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读了一本战后波兰诗歌的书。那些诗歌充满了希望，诗里点缀着战争与死亡的体验。诗歌用新的欣赏感觉去看待生活中的简单事物。诗人亚当·瓦齐克写了一首关于他兄弟的诗，令我想起了妈妈。瓦齐克的兄弟由于二次大战后多年的伤病和失业而发了疯，从窗户跳楼自尽了。瓦齐克写道：
我没有去停尸房看他，
只是跪在他抽屉前哭泣，
看着那些琐碎物品，跟他一样被废弃：
一只坏了的打火机，一些小发明玩意，
他是那么欢喜那些神奇的技艺——
在他眼里，它们代替了诗韵和节律。
这首诗让我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妈妈收集的报纸文章和麦当劳玩具，那些别人都会称为废物的东西，那些她在收容所无法拥有的东西。
我被哈佛录取一年多后，妈妈通过一个叫做“安居附加”的计划租到了她自己的公寓。在流浪了十五个月后，那可是件大事。
她很喜欢我大二时的室友维罗妮卡和阿莲娜创造的“墙纸”，她们用皱纹纸和金属纸覆盖在墙壁上。妈妈想为她的新公寓做这样的墙纸。我给她买了些深蓝色纸和金黄色的金属招贴纸。她创造出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展示在墙壁上的宇宙。尽管我曾经没有通过“宇宙与一切”这门课，可我知道在妈妈的宇宙里没有人会失败。她没有想过我的分数以及跟其他人去比较。这个思想是她教了我一辈子的东西。
在她新公寓的后部——她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有一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沿着过道的一面，那里展示着她的宇宙。每一张深蓝色的皱纹纸都被在墙上拉平整，用双面胶布粘在那里。每张大纸的边沿都重叠起来，这样——从地板到天花板——原来涂着白色涂料的墙壁一点也没露出来。在这普通的画布上是妈妈的心灵艺术创作，她的恒星，她的月亮，她的行星。
第一次把它给我看时，她指出了每一个星座和彗星。有几颗星星会在黑暗中闪烁，有些则是贴纸，“我最喜欢的那些是用薯片袋内侧的纸做的。”她说，边指给我看几颗小小的形状不规则的手画星星。“这是最好的一些。”地板上撒满了纸片、金箔、一卷卷贴纸、画着星星的纸、剪刀以及她说起的薯片袋闪光的内侧。
主要的行星在黑暗中发着光芒，是立体的，半球体形状。她从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买了这些。它们似乎被镶嵌在了墙壁上，在广袤的夜空中露出来。小小的动物贴纸在这太空的底部行走，因为上面的宏大而显得非常矮小。
那墙壁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上面布满了成千上万的装饰。看第一眼是不可能注意到全部的。细小的火箭飞船放大着飞过表面多坑的红色月球。妈妈告诉我，那里也有真的彗星的传真图——她从我考试没有通过后给她的天文学课本里剪下来的照片。
她关上厅里的门，这样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观看这堵墙壁。过道中央的电灯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呈“人在月球”形状在“黑暗中闪耀”的肥皂。“趾高气扬的肥皂。”她说，为她那没有夸张的幽默感感到满意。
我在哈佛念了一年大学后才能够明白妈妈会建立她自己的结构、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处事，那样不错。那之前，我只看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她与我被扔进去的那个精英宇宙格格不入。
在看了妈妈那堵墙壁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奈玛一起走过哈佛园。地上的树叶看上去非常诱人，棕色的，很容易碎。那是个风很大的夜晚，对12月初的天气来说还算是暖和的。奈玛和我躺在广阔的树叶地毯上，遥望着那温柔的深蓝色天空。奈玛推了我一下，很快我们便在树叶上翻滚起来。我们滚啊滚啊，直到我们撞上了一棵树，或者两个人撞在了一起，然后我们改变方向，心醉神迷地往前往后斜滚过哈佛园。
“闭上你的眼睛试试看。”奈玛说道。我们从空荡荡的黑暗中滚过去。我们再睁开双眼，灯光像一个个大圆圈在旋转。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房顶看上去如同很久很久以前的城堡。我们可以看到比平时更大的天空。
只有运动，只有草地的感觉、真理的感觉。那风强劲而宜人。看着那些一小团一小团的白云高高地在我上方快乐地旋转着，我感到安全而自由。那蓝蓝的天空昏暗着，缀满了无穷无尽的明亮的星星。我感觉自己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成为任何人，而且依然可以被哈佛园内的这些建筑围住，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后院。我感到幸运，被一个曾一度如此陌生的地方包围住。
第三部分 睡在露天第20节 规矩
我们在公用房间里休息，我那几位一年级室友谈论着她们是从哪里学会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规矩的。
“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新教徒的工作习惯。”桑德丽娜说道。
“我父母很重视严格的学习习惯。”詹妮附和进来说。
“我父母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做功课。”阿本娜说，“没有讨价还价。”
我有些慌神，回想起我经常在上午十点钟还在打最后一页报告，上学迟到，而妈妈在一边匆忙地帮我把图片贴到报告封面上。我记得有很多回我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做生物实验报告。我恐怕自己没有学习习惯，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
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时，我感觉我的脑海就像我长大的家那样乱糟糟的。我喜欢零敲碎打地积累知识，根据一些天生的感觉来粘贴建构知识。如同妈妈那无休无止的一堆堆剪报文章那样，我的知识除了自己可能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咽了一下喉咙。在哈佛，自然后果法则会把我引向何处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自信和能干。
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