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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派经略杨镐统帅12万大军，号称47万，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犁庭扫穴，直取核心，进剿后金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则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兵略，就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谋略。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三路覆没，一路败退。这次战役，明军损失：文武将吏死亡310余员，军丁死亡45870余人，阵失马、骡、驼共28600余头匹。后金兵民死伤不超过3000人，其中并无贝勒大臣。
萨尔浒大战的结果，明朝军大败，后金军大胜。萨尔浒之战使明朝和后金在军事上互换了位置：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所以，萨尔浒之战成为明清兴衰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乾隆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共3442字的碑文中说：萨尔浒一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由此，“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这段话说明萨尔浒大战对于明清兴亡的重大历史意义。
总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对努尔哈赤来说，是开始人生喜剧的高潮；对袁崇焕来说，却是拉开人生壮丽戏剧的序幕。
第一部分满洲兴起（4）
明光宗像
当努尔哈赤兴起之时，明朝宫廷，极为腐败。著名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明朝黑暗腐败的一个缩影。万历帝晚年，立太子事，非常烦恼。他在犹豫之下，立朱常洛（光宗）为皇太子。而备受宠爱的郑贵妃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想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于是发生“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张差手执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被捉拿后供出系由郑贵妃手下太监引进。时人怀疑郑贵妃欲谋害太子。万历帝与皇太子朱常洛不愿深究此事，就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张差于市。这就是“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就是光宗或称泰昌帝。但是，泰昌帝继位刚一个月，吞下红丸而死。这就是“红丸案”。紫禁城内，一月之间，梓宫两哭，前后大丧，接连发生。泰昌帝死后，天启帝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时宫中有二位李选侍，此人称为西李）与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天启帝年少的机会，居乾清宫，把持政权。大学士刘一燝（ｚｈǔ） 、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李选侍不能与天启帝同住一宫，迫使她迁居哕（ｈｕì）鸾宫，不久又移居仁寿殿。尔后，天启帝举行即位仪式。此事后来引发复杂的宫廷斗争。这就是“移宫案”。““万历年造”铜鎏金龙凤纹镜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闹得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相互厮杀，乌烟瘴气。
天启元年（1621年），16岁的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即熹宗。
天启皇帝是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的长子，母亲王氏，为选侍，进才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的祖父万历皇帝以长孙诞生，十分高兴，昭告天下。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病死于乾清宫。他的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年39岁。九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吞下“红丸”而死。接着由泰昌帝朱常洛之长子朱由校继位，年16岁。其时，他的生母王才人已故。天启帝朱由校面临的局势，外有满洲兴起，内有宫廷纷争。《明史·光宗本纪》论曰：
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天启帝继位后，宠信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不识字，以客氏缘故，升任司礼秉笔太监。天启帝朱由校是一位优秀的木匠，不是一位称职的皇帝。《明史·魏忠贤传》记载：“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xiū）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出现“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的局面。
努尔哈赤借明朝皇权更替，军备废弛之机，乘萨尔浒大捷之势，攻破开原、夺占铁岭。尔后，发倾国之师，进军沈阳、辽阳。九天之内，明朝先失陷沈阳，接着又失陷辽东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努尔哈赤随即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败报传京，举朝震惊。京城九门，白天关闭。一些朝廷官员，密嘱家眷，收拾细软，准备车辆，回老家去。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进兵辽西，夺占明朝在辽西的镇城——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就在明朝社稷危难之时，袁崇焕到京师朝觐（考核）。不久，到兵部任职，走上辽东前线。
袁崇焕登上辽东军事舞台，成为清太祖天命汗——努尔哈赤的克星。
第一部分邵武清官（1）
当时形势：明朝先后失陷沈阳、辽东首府辽阳、辽西军政中心广宁，关外危机更加严重；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金由辽东山区进入辽河平原。
大事件：后金军进攻广宁。
主要人物：明辽东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
结局：明军兵败，弃守广宁。
影响：明军广宁兵败，京师震动，对关外形势普遍持悲观论调，辽东经略王在晋甚至认为已经无局可守。
袁崇焕：
主要事迹：任福建邵武知县、赴京述职、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形势、任职辽东。
主要活动区域：福建邵武、北京、辽东。
遗迹、文物：聚奎塔。投笔从戎袁崇焕本是南国的一介书生。在明朝社稷危难之时，愤然立志，投笔从戎，走上边疆，捍卫坚城，救民水火，报效朝廷。
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没有立即被朝廷分派做官。
原邵武县衙旧址，现在除一棵樟树外，已是楼房林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37岁的袁崇焕，被朝廷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濒临闽江支流富屯溪，为“八闽屏障”。他走马上任，《三管英灵集》中载述他的《至闽谒大府》诗云：
侵晨持手版，逐队入军门。
衙鼓三声急，官仪一面尊。
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论。
私谒吾何敢，归来夜未昏。
这是说他是平生第一次做官，规规矩矩，敬敬慎慎。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袁崇焕在邵武县令任上，虽然为官时间很短，却居官清廉，尽心为民。《三管英灵集》中载述他的《初至邵武》诗云：
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
山川今若此，风俗更何如。
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
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
袁崇焕在邵武知县任上，做了五件重要事情：
今邵武和平镇街巷第一，救民水火。袁崇焕体察小民疾苦，救民水火之急。乾隆《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素（qiáo）捷有力，尝出救火，著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说明身为县令的袁崇焕，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视同布衣，救火为民。在皇朝时代，作为一县的父母官，能亲自上房，为百姓救火，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平反冤狱。在袁崇焕接任知县之前，前任知县留下积案、冤案。袁崇焕到任之后，有冤屈县民，到县衙申诉。袁崇焕接到诉状后，微服私访，仔细查证，秉公办事，折狱公断，平反错案，为民伸冤。为此，乾隆《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为民伸冤平反：
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
第一部分邵武清官（2）
第三，关心辽事。袁崇焕中进士那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四路大军两双败北；任邵武县令那年，明军丢掉辽东重镇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其时，明廷朝野震惊，京师九门昼闭。明朝辽军的败报，不断传到福建邵武。这就使得忠于社稷、胸怀大志、满腔热血、图复失地的袁崇焕，公务之暇；了解边事，偃文习武，志图报国。袁崇焕虽身在“八闽”，却心系辽东。他为人机敏，胆壮，肝肠热，喜交友，善骑艺，好谈兵。夏允彝《幸存录》记载：袁崇焕“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袁崇焕了解辽东边事，为后来的军旅生涯，做了初步的准备。
第四，聚会奎英。袁崇焕企盼做一番大事业，就要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他在走上仕途的第一站——任邵武知县，便为尔后要迈越的征途铺垫基石。袁崇焕在邵武招纳的军人如罗立，后在固守宁远之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聚奎塔近景（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率军首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大炮，一炮发中，“歼虏数百”。这个勇士炮手罗立，就是袁崇焕从闽北邵武招募的，彼此结为心腹，辗转跟到宁远，参与宁远之战，获得极大战功。
第五，题辞高塔。袁崇焕在邵武为民救火、平反冤狱、关心辽事、聚会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题写塔名的聚奎塔。在邵武县西南42公里处的和平里（今邵武市和平镇），西南15公里处有座天符山，聚奎塔就建在天符山上，为六角五层高塔，建于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塔为砖木石混合结构，底层塔门镶嵌黑砚石门额，上面书写“聚奎塔”三个大字。其上款题为“天启元年秋月吉旦”；下款题为“赐进士第知邵武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