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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
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
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
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
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
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
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
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
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
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
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
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
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
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
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
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
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
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
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
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
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
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
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
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
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
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
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
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
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
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
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
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
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
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
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
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
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
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
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
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
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
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
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
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
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
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
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
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
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
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
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
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
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
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
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
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
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
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
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
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
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
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
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
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
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
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
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
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
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
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
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
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
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
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
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
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
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
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
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
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
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
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
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
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
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
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
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
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