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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也经常在星期天晚上约她出去散步，从闲话各自的家庭情况开始，然后逐渐
进入爱情的主题，最后到达无话不谈的程度。如果我只对她说些“我爱你，我不能
没有你”之类的绵绵情话，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偏偏我的头脑里想的问题很多，对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看法。我跟她说过：“文化大革
命”是党内派系之间的斗争，波及到党外人士受池鱼之灾。我给她说过：在党章里
规定林彪做毛泽东的接班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着领袖
来自群众，党的领袖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怎么可以用党章的形式规定以后由
谁来当主席呢？古今中外，只有黑社会的帮派，才有由帮主指定谁继承衣钵的做法。
就凭这一条，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封建帮派的地步了。我还给她说过：中
国的各级政府干部，一律由党委派，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台举手的机器，
所谓人民代表，是摆设，是花瓶，是没嘴的葫芦；各级政府干部，最好是选民直接
选乡长，从乡长中选区长，从区长中选县长，从县长中选地区专员，从地区专员中
选省长，从省长中选总理，这样层层选举，形成一座小宝塔，干部不论大小一律来
自基层，比由党委派好，等等。
当时我们俩两相愉悦，在花前月下，在恩恩爱爱的气氛中，心里有什么就说什
么，并不顾虑她会去检举我。当时说完了这些话，也曾经再三关照她：“这可是你
我之间的绝密谈话，千万不能跟别人说，不然，我可就要人头下地了。”她还白了
我一眼说：“你把我当作三岁小孩儿呀？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死活我会不知道？”
但是不久之后她父亲得到了“解放”，重新“结合”进领导班子，她又由“黑”
变“红”了。胡指导员找她谈话，要她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站出来与一切资
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他知道她前一阶段跟我很好，就再三动员她、启发她，要她检
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儿”，知道“什么是死活”的姑娘，在
胡指导员的启发教育之下，终于激发了她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于是痛哭流涕
地坦白了我与她说过的一切，表示要与我划清政治界线，要向我作无情的、不可调
和的斗争了。
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
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
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
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
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
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
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
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
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
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
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
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
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
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
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
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
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
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
“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
“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
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
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
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
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
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
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
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
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
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
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
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
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
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
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
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
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实与反动分子吴永刚划清了界线，现
在就由你来帮助他。”
小菁没想到她的一句话，不但害得我受了这样大的苦，还要她亲手来鞭打我。
这怎么做得到？仅仅几天以前，我们还搂在一起亲吻呢，如今虽然阶级立场已经变
了，可她爱我的心，不一定马上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她捏着皮鞭的手瑟瑟发抖，泪
流满面。女知青们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男知青们就起哄：
“快帮助帮助他呀！他这个反动透顶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也只有你，才能帮
助他扭转立场！”
小菁无可奈何，高高地举起了皮鞭。还没有往下抽，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
浑身一哆嗦，就晕倒在地上。
这一下，胡指导员跳起来了。他吩咐女知青们把小菁抬回房间去，吩咐男知青
们继续帮助我。
一条皮带不够，再加一条；这个人打累了，换一个继续打。一定要我承认攻击
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彪。我问要我承认什么？他们又谁都不敢重复，实际上他们根
本就不知道。我不承认，他们就继续打。没多久，就把我打晕了过去了。一盆凉水，
又把我泼醒过来。
这样的斗争会开了三次。我豁开去被打死，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到今天我
还奇怪，像我这样弱的体质，怎么居然能熬了过来不被打死？胡指导员见我不承认，
也没了办法，只好把我送到县法院处理，先关进监狱里。到了县里，事情倒好办了
些。任凭审判员怎么拍桌子，我只有一句话：与小菁谈恋爱是真，没跟她说过任何
与政治有关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得到了解放，她要与我划清界线，
故意编造出来的。
法院终究是法院，听我这样招供，他们就要传小菁到庭与我对质。小菁被传进
城的前一天晚上，胡指导员找小菁谈话，软硬兼施，连哄带唬的，拼命给她打气，
还留她在他那里过的夜。小菁悔恨交加，从胡指导员那里回来，趁人不备，走进树
林子里，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这一来，倒真的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了。我在县监狱里被关了三个多月，终于
因为没有口供又没有证人而被开释。
我回到知青点以后，才知道小菁自杀的消息，并从她的同室女友处拿到了她留
给我的遗书。信中说：她很对不起我，因此只能以死表示忏悔，并希望以她的死来
换取我的生。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无法继续在知青点生活下去。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狠下决
心，偷渡中缅边境，逃了出来的。我到达曼谷，按照舅舅寄给我的那张宣传品，终
于找到了舅舅的联营饭店经理贡叻先生，这才到香港定居下来的。
吴永刚讲完了他在大陆的悲惨遭遇，努丹头一个嚷了起来：
“还说中国大陆的文化怎么发达怎么伟大呢，原来是这样愚蠢野蛮落后哇！这
样的根，我还寻它做什么？”
“我说的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吴永刚赶紧补充说明。“那时候
的中国共产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