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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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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秘密也曾经被本村或外村的干部们所得知,也曾经半开玩笑地提醒他
“要站稳阶级立场”。他却振振有词地答复:“我怎么没站稳阶级立场?我执行的
是‘阶级报复政策’:当年地主奸污了杨白劳的女儿,如今变了天,杨白劳翻身当
了主人,玩玩儿他们的姑娘、媳妇儿,还不是应该的吗?即便不合法,至少是合理
的嘛!”
    干部们哈哈一乐,大家心照不宣。
    第二批,是五八年公社化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兼支书,凡是社员要外出做泥
瓦木匠的,打小工的,都要大队开证明,不然不但寸步难行,队里还不给分口粮。
这张证明,当然要他开,要他盖公章。可是要拿到这张纸,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到
大队部找他,他总说忙。找了三次,如果还猜不透他的腹内文章,他会暗示你一句:
“我白天没空办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不懂得暗示的人,如果自己夜里去,他
照样有许多理由可以推三阻四,让你把腿跑细了,也拿不到他这张纸;如果心有灵
犀一点通,懂得“夜里”两个字的“内涵”,打发女儿、媳妇或自己的老婆去,这
证明当夜就能拿回来,最晚不会超过第二天。
    第三批,是农村里人口恶性膨胀以后,住房紧张起来了。家家都想盖新房。可
是土地收归国有了,要从“国家”的手里也就是他杨支书的手里“批”一块土地出
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捧着几条烟、提着几瓶酒登门请求,不铁面
无私地把你送的东西扔出来,那才叫怪事儿!
    如果知道杨支书的“毛病”,投其所好,其实也简单得很:只要打发女儿、媳
妇或自己老婆“夜访”一趟杨支书,尽管当时并不能把“批条”拿回来,可过不了
三五天,杨支书自然会亲自登门把条子送来的。
    第四批,才轮到了知识青年。
    说杨支书“好色”,这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好色”的人喜欢的是漂亮姑娘。
不漂亮的女人,也许送上门来还不要。这个杨支书呢,他是“叫花子吃死蟹──个
个好”,只要是女人,不管是姑娘,是媳妇,也不论美丑,更不管大小,比他小二
十多岁的固然不错,比他大个十岁八岁的,他也凑合,一律照单全收。反正中国大
陆当时性病已经绝迹,艾滋病还没有进口,他大可不必像乌冬那样,非处女不要。
因此,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敢公开说的歇后语,叫做“杨支书玩儿女人──多多益善”。
    但是,人的欲望,是随着经济和权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好像吃东西,穷的时
候,有猪肉吃就满足;有钱了,就说猪肉这不好那不好,连碰也不碰,讲究吃“天
上飞的,水中游的,外国进口的,本地没有的”。杨支书女人玩儿得多了,对本地
的乡下妞儿也玩儿腻了,口味高了起来,本地猪肉不想吃,也想尝尝“进口”的罐
头是什么滋味了。
    正好这时候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支书
这个大队,也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有本省本县的,还有外省市的。不论来自何
方,都是城市来的孩子,模样儿风度,跟农村孩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女孩子,那
张脸又白又嫩,简直吹弹得破,个个会唱会跳,说起话儿来,也比本地姑娘好听。
最使杨支书惊讶的,是这些姑娘比本地姑娘大方得多:她们住在知青点里,男知青
和女知青一个门进出,铺位之间只隔薄薄的一层板;看电影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
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就敢跟男知青挤得紧紧的,还互相搂着抱着,有说有笑,
一点儿也不害羞。杨支书为之神往了。
    他曾经多次琢磨,想个什么办法,也尝尝这些“外来妹”的滋味儿呢?
    他也曾经故伎重演,找借口把插队女青年叫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但奇怪
的是:她们一个个好像都串通了似的,对支书全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坐得离
他远远的,除了“嗯嗯”答应之外,多一句话也不说。弄得一向以“高手”自称的
杨支书,居然连抛出钓饵、许以好处的机会也没有。
    渐渐地杨支书也摸透了这些“鬼丫头”的心思:第一,她们大都各人有各人自
己的“对儿”,对杨支书这样的“土包子”,根本就不放在眼儿里。第二,杨支书
也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她们、要挟她们的。她们大都不缺钱花,不缺吃的。
大队里分活茬儿,统一分给知青点,由知青点“点长”进行“再分配”。知青点里
的人大都抱团儿抱得很紧,有点儿重活儿,男知青都主动包了。即便大家都干重活
儿,男知青们也会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以后过来帮着女知青干。所以杨支书插不进手。
第三,他也曾经想把女知青中最漂亮的姑娘调到大队部来当会计,以便“近水楼台
先得月”。但是此计过于危险。因为大队会计权力很大,知道的秘密很多,必须是
大队长和支书的亲信。万一用人不当,泄露了“天机”,这漏子可就大了。何况现
任会计跟他配合得很好,他不但无法撤人家的职,即便撤了,还要防人家反咬一口。
因此处心积虑地琢磨了许久,眼看着一个个鲜桃似的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
可就是一个也抓不着。
    老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
生从哪里来?由各基层组织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厂、公社、部
队忙碌了起来,研究指标,分配名额。公社一连开了几次会,把名额落实到大队,
并再三强调: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把最好的知识青年送去上大学,不但功课要好,最
主要的是要历史清白,不能有海外关系,不能有黑五类的社会关系,等等。
    杨支书拿着这个指标,喜孜孜地回到大队来召集知青们开会动员,宣布:本来
指标有限,本大队只有二十几名知青,没有上大学的名额。经本人力争,如今总算
争来了一个。要求大家通过自报公议,选出最优秀的知青来,送去上大学。等等。
    二十多名知青,来自各个地方。有的才上初中,有的已经是高二甚至是高三的
学生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但上不了大学,还要到农村来“修理地球”,多
数人心里是不满意的。如今有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谁不想争取?但是二十多个人
中间选一个,也确实困难。一对照杨支书传达的几个条件,自认文化水平低、出身
成份不纯的,主动放弃了。自以为够条件的,报名,排队,摸底,最后产生了一个
候选人,报到了大队部。杨支书一看是个男青年,首先就否定。翻了半天档案袋,
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可以彻底否定的理由:此人有一个表舅,是地主。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年代,亲不亲,阶级分。上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成份不纯,有可能被阶级异己分子所利用。加以否定,名正言顺。
    第一个候选人被基层党组织以“阶级路线”为由否定了,知青点又报上来第二
个。这一个倒是女的,长得也不难看,而且翻遍了档案袋,也没发现有海外关系和
不好的社会关系。于是找她到大队部来个别谈话,一次,两次,三次,教育,启发,
暗示,希望她主动献身。偏偏这个姑娘是个死脑筋,油盐不进。恰好这时候有个女
知青找支书汇报,说这个候选人是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又是独生闺女,比较骄
气,干活儿老是完不成任务,都是男知青帮她干完的。杨支书一听,好,就是这一
条:劳动态度不端正,还没过劳动关,再锻炼两年,等下一批吧。
    第二个候选人,又被基层党组织借口“劳动态度”否定了。
    第三个提名上来的,正是那个向杨支书打“小报告”的女知青。此人三代血统
工人家庭出身,没任何不好的社会关系,本人虽然比第二个候选人长得更漂亮,却
不骄气,大家一致赞扬她干活儿有一股子狠劲儿、猛劲儿,不亚于男知青。
    杨支书经过了解,得知此人的条件,是文化基础比较差些,初中都还没有毕业。
不过按“品德第一,学识第二”的要求来衡量,她还是合格的。看起来,这个人如
果还不“顺把儿”,就不大好否定了。
    杨支书决定找她谈话。首先抓住她打小报告这一条做点儿文章:“你把人家否
定掉,原来是你自己想取而代之呀?这样可不好哇!根据你的表现,我就不能不考
虑你的思想动机和思想品德啦?”
    这姑娘工人家庭出身,倒不扭扭捏捏,很大方地给自己辩护说:她向党组织反
映情况,是她共青团员的责任,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当时她还不知道大家会
提名选她,所以不存在自己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她们家祖祖辈
辈也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她自己对于上大学,更是梦寐以求。如果支书能够成全她
的大学梦,以后一定好好儿报答他。
    杨支书一听有缝儿可钻,笑嘻嘻地拉住了她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上了
大学,远走高飞,往后还会到我这个山旮旯里来么?所以‘以后报答’这些话,提
也不要提起。你先回去好好儿考虑考虑,我这里还要派人到你老家和你父母亲所在
的单位外调,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当然,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和我们基层党组
织的意见。推荐你上大学的,终究是我们贫下中农嘛!”
    这姑娘回去以后,反复琢磨:前面两个人,都是被支书否定的。看起来,自己
能不能上大学,关键真在支书那里。只要他一点头,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怎
么才能让支书点头呢?她在这里插队好几年,连我外公这样的地主分子都听说过杨
支书的风流史了,尽管她是个姑娘,又是外来的,保不齐也听见过一句两句,多少
知道点儿支书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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