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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歪脑，可以说无地自容。广礼家的尖声叫道：“快来看蘑菇啊！来看队长的野蘑菇！”队长急了，无奈胳膊腿都被女将们拽在手心，身子都悬空了，动不得，又捂不住。队长的蘑菇软塌塌的，嘴上却加倍地硬。广礼家的拿起一根麦穗，撩拨队长。什么样的蘑菇能经得起麦穗的开导？除非你是木头，除非你是铁打的。麦穗上头有麦芒呢。没几下，队长的蘑菇来了人来疯，生气了，也可以说高兴了，硬硬地越来越粗，越来越长，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同时又是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真是缺心眼。队长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它不听话，队长硬是做不了它的主。队长这个同志真的很有意思，蘑菇软的时候嘴硬，现在好了，蘑菇硬了，嘴软了。开始求饶。晚了。到了这样的光景谁还肯听他的？女将们笑岔了，队长被她们丢在了地上，不管他了。男将们也笑岔了，一个劲地咳嗽，满脸都憋得通红。没有一个男将上去帮队长的忙。这样的忙不好帮。说到底哪一个男将没有被女将们捉弄过？谁也不帮谁。谁也不敢。谁要是帮了谁就得光屁股卖蘑菇。虽说这样的事实经常发生，但每一次都新鲜，都笑人，都快乐，都解乏。不过闹归闹，笑归笑，世世代代的庄稼人守着这样一个规矩，这样的玩笑只局限于生过孩子的男女。还有一点就更重要了，女将们动男将们不要紧，再出格都不要紧。但男将不可以动女将的手，绝对不可以。男将动女将的手，那就是吃豆腐，很下作了，不作兴。下作的事情男将门不能做。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女将们开着天大的玩笑，那些没有出阁的黄花闺女们就在不远处，隔了七八丈，并没有回避。其实她们还是回避了。她们不看一眼。眼前的一切和她们没有一丝一缕的关系。虽说她们的耳朵都知道不远处发生了什么，但是，听而不闻，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依然是一脸的庄重，还有一脸的紧张。她们当然是听见了。但听见了不要紧，谁能证明你听见了？主要是不能弄出听见了的样子，尤其是，不能弄出听懂了的样子。听懂了就是你不对了。所以，一般来说，闺女们再害羞也不会站起身来走开，一走开反而说明你听懂了，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你怎么能懂呢？很不光彩、很不正经了。闺女们心平气和地围在一起，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只不过都低着头，谁也不看别人的脸。其实是不敢看。她们的脸都红了，是那种没头没脑的涨红，我也红，你也红。大家都不看对方，也就避免了尴尬。是集体的心照不宣。为什么闺女们到了出嫁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上都能够无师自通？都是在劳作的间歇听来的。早就懂了。等她们过了门，下过崽，奶过孩子，她们就有权利和她们的前辈一样掺和进去了。说到底，这也不是什么大的学问，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个东西，不就是裤裆里头的那么回事么。
端方躺在田埂上，一言不发。他从麦田里拔下了一株野豌豆，把豌豆放到了嘴里，嚼碎了，咽进了肚子，再用豌豆的豆壳做了一只小小的口哨，放在嘴里，慢悠悠地吹起了小调调。虽说端方也是个男将，终究没有成亲，也不好掺和什么。没有结婚的童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晓得持重，将来找媳妇就会出问题。端方侧过头去看了几眼，又把眼睛闭上了。好在这会儿小腿上的疼松动多了，可以忍了。女将们的笑闹都在他的耳朵里，她们无比地快乐，终于讨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快活得发疯。这样的笑闹端方见多了。庄稼人就这样，一辈子就做两件事，第一，种庄稼，第二，收庄稼。庄稼人要不给自己找一点乐子，谁还会把乐子送到你的家门口，从门缝里硬塞进去？所以，要靠自己。端方想，用不了几天，自己也就这样了，除了种庄稼，收庄稼，也就是拿自己的裤裆给别人开开心，要不就是拿别人的裤裆给自己开开心，只能这样了。小学五年有什么念头？初中两年有什么念头？高中两年又有什么念头？还不如一开始就趴在这块泥土上。端方躺着，嘴里头吹着小调调，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的恐惧。还有恨。泥土，它不是别的，说到底它就是泥土，没心没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端方突然听见队长大声说话了，队长气呼呼地说：“上工了上工了，妈拉个巴子的，操，上工！”说笑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队长说话的口气带了很大的冤屈，气息一收一收的，想必在系裤带子。慰问演出到此结束。凭空而来的安静对端方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端方想，看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端方的心里涌上来一阵沮丧，一股没有由头的绝望袭上了心头，酸楚了。嘴里的口哨也停了下来。端方没有睁开眼睛，突然听见父亲的一声干咳。父亲又是一声干咳。端方一个激灵，想起来了，该干活了。端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上工吧，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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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二章
忙假结束的时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平整崭新的绿。麦子一棵也没有了，它们被庄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来，一颗一颗地脱粒下来，晒干了，交给了国家。庄稼人不知道“国家”在哪里，“国家”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存在，一个指定的、很大的，无所不在的、却又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样子呢？庄稼人就想像不出来了。它带有传说与口头传播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它是在嘴里，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里。但是有一点庄稼人是可以肯定的，“国家”是一个终点，是麦子、稻谷、黄豆、菜籽、棉花和玉米的终点。粮食运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国家。相对于王家庄来说，公社就是国家；而相对于公社来说，县委又成了国家。总之，“国家”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是由距离构成的，同时又包含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关系。“国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仅期待麦子，它同样期待着大米。所以，麦收之后，庄稼人把原先的金灿灿变成了现在的绿油油。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庄稼人又用自己的双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后，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节也就来临了。十分准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是庄稼人在千百年的劳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庄稼人的选择，暗含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大智慧。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通过他们的智慧，天与地变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协调，磨豆腐一样，硬是把日子给磨出来了。当然，是给“国家”磨豆腐。
还是在麦收的时候沈翠珍就多了一份心思。做母亲的就这样，总有无穷无尽的心思。了去了一样，又添上了一样，滔滔不绝的永远是儿女心肠。沈翠珍的心思当然是端方了。要说两年前，她最大的心思是看到端方念到高中，为什么要这样死心眼呢？有缘故的，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端方的生父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在咽气之前给翠珍留下了一句话，让他的两个孩子念完高中。这是他的遗言。一般来说，遗言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遗言永远是一把双刃的剑，对说的人来说无比地锋利，对听的人来说同样无比地锋利。这么多年来，沈翠珍的日子其实就是从这把剑的剑刃上走过来的。端正还小，先不去说他。端方反正是读完高中了，这里头就有了无限的宽慰。沈翠珍望着麦田里的端方，心里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沈翠珍远远地打量着端方，走神了，眼眶里凭空就是一阵湿润。沈翠珍不是伤心，而是高兴，是那种很彻底、很松软的高兴。端方到底高中毕业了。他的块头那么大，比他死去的老子还高出去半个脑袋，完全可以说，她这个母亲功德圆满了。等闲下来，王存粮不在家，沈翠珍一定要买上几刀纸，到河边上好好哭几声。这么一想沈翠珍的心里有了力气，手上也有了力气。但是，沈翠珍突然明白过来了，端方大了，这等于说，转眼又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么一想沈翠珍的手又软了。新的心思来了。是的，该给他说一门亲事了。看起来端方这一头的心思还没有完，还得熬。路还远着呢，日子还长着呢。
从插完秧算起，到阳历的八月八号（或七号）立秋，这一段日子是庄稼人的“让档期”。所谓“让档期”，说白了就是春忙和秋忙之间的空当。庄稼人可以利用这段日子喘口气，好积蓄一些体力，对付接下来的秋收。因为是夏季，庄稼人便把这些日子称作“歇夏”。但“歇夏”并不意味着庄稼人真的就“歇”下来了，不是的。一般来说，媒婆们会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日子四处走动，帮年轻的男女们说说亲，替他们牵上线、搭好桥，好让他们在冬闲的日子里相亲、下聘礼。所以说，歇夏虽然是清闲的日子，对于年轻的男女们来说，反而手忙脚乱，成了心动的时刻。当然，那些职业性的媒婆在四九年之后就已经给扫除干净了。她们不干活，就靠一张嘴，生拉硬配，吃了男方的好处，再吃女方的好处，无疑是剥削，属于寄生的阶级。旧社会有一个说法，把她们叫做“小人行”，是三百六十行里头的一样，好歹也是一只饭碗。新社会打倒了所有的寄生虫，职业性的媒婆自行消亡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媒婆就没有了，相反，多了出来，人人都可以做。那些干部的娘子，那些乡村女教师，她们用不着下地干活，手脚闲下来了，所有的勤快都集中到了嘴上。除了家长里短，少不了做媒。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事实上，许多到了岁数的女人们私下里都有做媒的愿望，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