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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处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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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当然不可失言。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如何在倾听中做出决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良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中庸》

  一个领导身边,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下属,全都是些唯唯诺诺,以领导的对错为对错,只是一味地服从,听话的人,像这样的领导虽然权力无阻,但位子却不牢固。

  据《新书》记载:“从前宋昭公逃亡到边境,喟然长叹地说:‘唉!我现在知道我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我朝人臣数千,发动政治事件,无不说我君圣明;我的侍从御用的人也有几百人,我披衣而立,无不说我主漂亮。我从内到外都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我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被困在什么都好里面。’”

  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在于平时完全相信身边人的言语,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圣明君主,以至达到丧身败国的地步,这都是左右谄媚奉承的人所造成的后果。除此之外,如自私、贪污、枉法、结党、弄权、叛敌等等行为,还有愚蠢错误的偏见,都足以致使亡国的,而且,完全听信他人的话,天下的贤人哲士就不会归附了。

  列子在郑国贫穷时,妻子也饿得面黄肌瘦,郑子阳派人送来数十担粮食,列子辞谢不收,并解释他的行为说:“他不是了解我的人,是听从他人的传说才知道我的,以听从他人的话而送给我的粮食,这是重加我的罪过,这样我也就会听从他人的话了。”这不愧是高明的论断,深远的谋虑,不是贤人难以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说,领导者既然知人用人就得知言辨言。唐朝一位政治家陆贽向皇帝奏议,主张以听言作为考核人才的方法,他说:“根据听言考核人才,就是要想了解事情的得失,不可不听取他人的话;要想辨别话的真假,不得不考察于事实。说事有所得的人,必然有他所得事情的理由;说事有所失的人,必然有他失的理由;称赞人善的人,必定详细观察他行善的事迹;评论人的坏处的人,必然明白他作恶的极端。既然尽知他的情况,再到群众中去调查,群众说的实情,必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如有诬陷,也要真正明白而给予惩罚。”陆贽建议皇帝注重于考核人才的关键是明断分析左右所说的话,这样就不失去人才,就不会把事情弄糟。

  他人的话不能不听,但重要的在于知言辨解。孟子说知言的要旨在于:“言辞偏颇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蒙蔽;言辞虚化的人,我了解他所受的沉迷;言辞怪僻的人,我了解他在哪方面理屈词穷。偏颇、虚化、怪僻这几种言辞,对国家有危害。如果有圣人出现了,他肯定会赞同我所说的这些话。”

  天玄子说:“圣人辨言辞应做到:谀言辨别出他所想达到的目的,赞颂的话辨别出他想做什么,直爽规劝的话,辨别出他正确的方面,忠诚的话,辨别出他正直的方面,不能挑明的话,辨别出他指的是什么,寓言辨别出他所借用的意义,坏话辨别他的缘由,毁谤的话辨别出他的起因。这都要动脑筋、用智慧来明辨他们,正确的虚心接受,不对的反求于自己。”

  明朝宰相、改革家张居正说:“天下的事,贵在思虑详细,贵在力行,谋略在集中大家的思路,决断在自己。”

  魏文侯用乐羊,审视、谨慎在先,信任在后。这样,既信任他,就对左右的话一概不听,虽毁谤乐羊的奏书有一箱,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话,是听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所以洪应明说:“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谁给我加的衣服?”旁边的人回答说:“管帽子的。”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君前多言,罪有应得!”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处世避免过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说:“中者,无过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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