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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中庸》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饮食无度，便会伤身；荒淫无度，必致误国；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刘邦曾经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从今天起你就说：‘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做事要考虑利害大小
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
——《荀子·不苟》
可欲与可恶、利与害都是对立统一关系，只看到一面就是“偏”，所以要“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才能“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所谓“兼陈万物”是说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兼权熟计”，做出正确的判断，不为各种矛盾现象迷惑。荀况要求看到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再加以比较鉴别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一个人如果不能全面地看问题，遇事只看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它可能藏着危险，就会陷于“偏伤”，没有不失败的。商鞅变法，促成了秦国的强大，但他手段过于残酷，只看到变法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其中埋藏的祸患，最终连自己的命也葬送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下。
明代的于谦因对人太苛刻，做事好极端，违背中庸最后被人陷害。于谦至死都未明白中国大部分人所认同的为人为官之道。于谦的所作所为在后人看来是正义而高尚的，但在当时的人际环境中，他不仅难以被理解，反而成为招致怨恨的主要因素。
于谦的命运与明朝的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联系在一起。土木事变之后他成为英雄，举国拥戴；而夺门事变则使他身败名裂，命丧刑场。于谦一身正气，可同僚们为何最终要倒戈相向？
土木之变使明英宗沦为瓦剌军队的阶下囚，整座京城岌岌可危。危难当头，掌管兵部的于谦挺身而出，排除各种干扰，率领各方力量，顽强战斗，击退了入侵的瓦剌军。与此同时，他还同文武大臣一起拥立朱祁钰称帝，重新建立明朝政治核心。本想要挟明朝的瓦剌部族首领见到这种情景，被迫放归英宗。
于谦不是功不可没吗？怎么说他对人苛刻呢？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文臣徐有贞，因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遭到于谦的严正驳斥，为此徐有贞经常遭到同事们讥笑，一直得不到升迁。他多次请求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也曾在景帝面前提及此事，但景帝认为徐有贞在危急关头大唱“南迁”调子，造成极坏影响，不同意提升他。未能遂愿的徐有贞非常懊恼，他怪责于谦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武将石亨掌管着京师驻军的兵权，一开始虽因与瓦剌军战遭败而被谪，但不久在于谦的保荐下，又官复原职，并在于谦的领导下，扭转败局，立下大功，被封为世侯。如此优厚的封赐使石亨受宠若惊，为了表达对于谦的知遇之恩，他向皇帝请求封赏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曾想到的是，于谦在朝廷上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指责他徇私。于是，石亨于谦，二人关系破裂，积怨日深。
由于处理事情不善于婉转，说话直，不给人面子，于谦得罪了本可以不得罪的人。就这样，文臣武将、内宫外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倒谦”势力。一番密谋之后，不久付诸行动。徐有贞等是行动的策划者，石亨、曹吉祥等则是行动的执行者，他们趁景帝病重之际，猝然发动宫廷政变，夺门成功，把老皇帝英宗又送上了皇帝的位子。而于谦的性命却丢在了这帮人之手。
你知道什么事对自己重要吗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
孟子擅长用逻辑归谬法与人辩驳，例如先假定了两种荒唐的说法：“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齐宣王对此加以否定，孟子立即把齐宣王自己的做法接上去：“恩足以几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样便轻而易举地使齐宣王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就是说，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做。
当齐宣王不甚明白时，孟子又作了生动的举例说明，“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而“为长者折枝”则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了。说到底，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朝这方面想，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该权衡，貌似小事，实际上牵涉到利益互动的大问题。比如说为老人孕妇让座，不要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确都是“为长者折枝”举手之劳，而不是要你“挟太山以超北海”，可我们就是生性懒惰，又缺乏“中庸精神”，所以连让座这件事也要宣传号召。许多人就是要随地吐痰，要违反交通规则，这些都是没有想清楚“不为”与“不能”的道理。说到这里，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小事上多加反省，多一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呢？
孟子在讲清楚了“不为”与“不能”的问题后，他又一次施展口才，对齐宣王来了一番政治行为心理学的开导，这就是著名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论，“推己及人”，首先自己做起，然后推及自己的夫人、兄弟，再到整个家族和国家。
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虽然是希望齐宣王好好考虑，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我们为人处世也处处要长短权衡轻重度量。儒学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反省功夫，在儒家看来，只有经常衡量，才能认识自己，改善自己。不过，我们在这里突然想到的却是，认识自己固然需要自省，认识他人不是更需要权衡度量吗？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可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