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英文的《大陆报》和《燕京新闻》便分别于2月2日及5日发表出来；而中文稿则因有新闻检查，未能登出。①胡适于2月4日收到史沫特莱航寄的英文本，看了就很不满意。因为他和杨杏佛、成平一起去那反省院亲自察看过，根据视察实情，他断定这个“控诉书”是捏造的。当即给总会的蔡元培、林语堂写信，说：
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须［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的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讯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
胡适是注意事实的，他觉得这种匿名文件“岂可不经考查，遽然公布于世？”他认为应调查文件来源，不可轻信；“若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会）自毁其信任”。因此他希望“与孙夫人慎重一谈”，“如有应由总社（会）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会）信任”。应该说，胡适这些意见还是相当慎重的。②第二天清晨，胡适看到《燕京新闻》上已经正式发表了这个控诉书。恰好这一天，张学良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材料的来源。他便再次给蔡、林二位写信，情辞更为激切。信中直接批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这是大错”。他要求“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议决此项文件的翻译与刊布”；甚至说：“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③事实上，史沫特莱女士曾将此件交执委会传观，因大家相信女士之人格，并未查其来源，便同意发布了，却并非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发表的。
蔡元培、林语堂接读了胡适的两封信，杨铨也读了，都觉得事情极为严重。这三位都是胡适的老朋友，也都认为“非开会彻查不可”；但又希望“内部设法整顿”，不要闹崩才好。杨铨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即反复劝胡适“勿灰心”，注意内部“团结”，他说：
此事于监狱调查当然添不少阻力，然只可设法补救及以后加意审慎，望兄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④
然而，胡适担心张学良误会，急于澄清那控诉书材料的真伪问题，故不等蔡元培、林语堂的复信，不等总会的答复，也不想听听上海方面杨铨诸朋友的劝告，便致函《燕京新闻》及其他几家报纸，指出总会所发表的那份政治犯控诉书；显然是“伪造的”，并用他视察反省院的经过，证明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是毫无根据的；同时，他也说明，“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意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⑤分歧十分明显。但是，胡适最不满意的还是总会宣言中所提“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不久，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依据“法律”，反对总会“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
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⑥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分歧（2）
这就从法律的角度，把他和总会的矛盾尖锐化了。总会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与人权；而胡适要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政治犯与虎谋皮搞革命，便应该“被虎咬”，不能释放。这就明显地是要求保障民权或人权，服从于维护政府的镇压之权。因此张学良的秘书便致书胡适，表彰他“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以至于“良殷心倾”，钦佩之极了。⑦接着，胡适又以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向《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
；宣称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⑧这就为蒋介石政府已奉行多年的武力镇压披上了一件“法律制裁”的外衣，显得冠冕堂皇多了。
胡适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中央执委会特开会讨论，致电胡适，询问对《字林西报》谈话的真相，要求他复电解释。他的老朋友杨铨也致信相劝，“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⑨但胡适既要从法律上维护政府之镇压权，已走上与民权保障同盟根本对立的道路，便不再听朋友劝告，也不回复总会的质询。2月28日，宋庆龄和蔡元培代表总会，再致电胡适，说：
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⑩
胡适仍无答复，于是，1933年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中央执委会，蔡元培主席，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从此，胡适便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也不好意思再高唱什么“人权”、“民权”了。后来宋庆龄曾作过分析，说胡适原来也是同意了同盟的基本原则才加入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攻击同盟，反对会章，正是他讨好蒋介石、张学良的具体表现。
对于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闹的这场风波，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满意。这以后，就有了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请胡适出山当教育部长的事。虽然胡氏恳辞，没有去当官，关系却从此异常地亲热起来，真正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了。
①参看蔡元培林语堂1933年2月13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87～188页。
②见上书，第179页。
③同上书，第181页。（三版注）
④见上书，第188页。
⑤同注①，第182～183页。（三版注）
⑥《民权的保障》，载《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出版。
⑦同注①第186～187页。
⑧胡适对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ryNews）记者的谈话，载1933年2月22日该报；中译文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89～190页。
⑨同注①，第192页。
⑩同注①，第193页。
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他所希望的蒋介石（1）
1931年10月，胡适去南京晋谒蒋介石以后，便一步步走上拥蒋的道路。后来便逐渐亲热起来，愿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
什么是胡适所谓的“诤友”、“诤臣”呢？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的一首诗，咏那山泉道：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
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①
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诤友、诤臣。他希望三位朋友做的“教育领袖的事业”，也正是胡适自己所想要做的。他的拥蒋，其中便包含着一种幻想，即凭借自己的思想和地位，以宾师自居，“教育领袖”，希望能引导蒋介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胡适办《独立评论》，便也努力鼓吹法治和宪政，希望蒋介石的党国实行他所向往的那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1933年冬天，在《独立评论》开始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胡适的上述思想和幻想。
当时，蒋介石正日益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独立评论》上发表蒋廷黻、丁文江的文章，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独裁，鼓吹德意志、意大利的所谓“新式独裁”。②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说，“除去了独裁政治还有旁的路可走吗？”③对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倾向，胡适却是不满意的。他不同意丁文江、蒋廷黻的文章，明确坚持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他说：
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靠独裁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