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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2）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①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② 同注①，第206页。
③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④ 《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⑤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⑥ 《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heGreatestEventin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⑦ 同注①，第213～21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1）
五四时代的胡适，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与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群学生，关系亲密，自不待说。对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无名青年，他也时加爱护、鼓励和帮助。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因此，胡适说：
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