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俶都是一伙人，所以每一次嫌隙的加深，都使她把怨恨同时加在了他们的身上。
总之，对峙之势已成，在建宁王“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的同时，张良娣和李辅国也在肃宗面前诋毁建宁王：“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在我们看来，建宁王揭发二人的罪恶是正义之举，张李二人诋毁诬陷建宁王是小人所为，但在肃宗看来，也许双方的性质是一样的，尤以性质“恶劣”者为甚。
何谓“恶劣”呢？张李二人后来的确是非常“恶劣”了，当然现在也是“恶劣”。不过，没事说一下别人坏话、在不触动皇帝权威情况下专一下权（此时大权绝对是掌握在肃宗手中），或者再贪一下财，这些在肃宗眼里都并不十分重要，天宝十几年宫廷里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早就看惯了，而大唐依然保持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风采。或者说得再广泛一些，历史上所有时期不也是如此吗，可当时也都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估计肃宗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觉悟，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看不到这些现象对以后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说实话，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真的比较一般，即使是盛世也未必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何况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建宁王至清至察，对这些事情看不惯，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还年轻，还比较单纯。但他希望自己的父皇能够因此而好好管理一下这些人，却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但相反的，李辅国、张良娣对建宁王的诬陷，虽然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但他们的话却起了致命的作用——因为他们说到重点上了。还是前面提到的，何谓“恶劣”？如果贪赃枉法之类的在肃宗眼里都称不上是大恶，那什么才算十恶不赦呢？一个字：“权”。如果说得更明白一些，肃宗不能允许有威胁自己或者自己后继者地位的人存在。永王是一例，他威胁到了肃宗本人，而建宁王，在张李二人的口中，则成为了谋害肃宗长子广平王的阴谋家。肃宗立长子广平王为太子的想法差不多一直都还是比较坚定的，此外，他是不是也非常厌恶以弟谋兄的行为？后者就不大清楚了，但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
几乎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肃宗立即将建宁王赐死；也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建宁王李倓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如果这是一部小说，那它无疑是“失败”了——它在前面花费了这么多笔墨来描写一个人的出场，这个人往往会是小说高潮中那个不可一世的主人公。但历史不是小说，在做好了充分的铺垫之后，它没有丝毫犹豫就剥夺了未来主人公的辉煌，至少它不在乎任何一个有着独特色彩的人。也许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历史是最真最好的小说。
小说《隋唐演义》中也有这一段，基本取自史书，其后作者又加了一首后人哀叹的诗：
信谗杀其子，作源自上皇。肃宗心忍父，可怜建宁王。
不记在东宫，时恐罹祸殃。何个循故辙，谗口任翕张。
君子听不聪，佳儿被摧戕。遗恨彼妇寺，寸牒宁足偿！
诗中说“信谗杀子”的源头是由玄宗而起，而肃宗竟也是个心狠的父亲，只可怜了建宁王李倓。而肃宗在杀子之时，却不想一想自己当初在东宫战战兢兢的情形。这倒颇有些“千年水道流成河，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意思。
建宁之死日后在唐朝还经常被提起，影响了好几位皇帝，比如代宗，以及后来德宗的儿子顺宗，都是受益于这件事。从这个意义来说，建宁倒是帮了李俶、李诵的大忙。
建宁王死得很冤枉，他在前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无疑使他的死更增添了悲剧色彩。而且，他是真的冤，因为他不曾有过什么野心。
不禁想到了李世民，秦王时期的李世民，文武双全，意气风发，却也有着吞吐四海之志。李倓当然无法与李世民相比，但情形却有类似的地方。或许，建宁所缺少的，就是那一份野心吧。
第三部分张巡像
好，现在唐朝这边的情况，总司令有了，总参谋长也有了，副总司令则是在至德二年四月任命郭子仪来担当。咦，似乎少一个总后勤部长——没关系，肃宗在灵武主持大局，顺便可以管管后勤。
张巡像
那么，开战吧。
事实上唐朝平叛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当所有条件都具备之后，才似乎显得更正式一些。在二月的时候，郭子仪攻取了河东，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唐军主要是进行收复都城长安的准备行动，没有发生太大的事件。
倒是睢阳，很值得一提。如果在唐朝中期地图上找一下，那么宋州便是睢阳郡的所在地。也许大家一看这个地名，就会想起“睢阳保卫战”。的确，这是安史之乱中最惨烈的战役，简直可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而说到睢阳保卫战，又不能不提一下张巡。
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随后张巡与贾贲守在丘雍，但不久贾贲战死，于是张巡独自率众坚守这里。到至德元年的五月，事实上经过半年左右的鏖战，城中已是非常地吃紧，箭都已经用完了。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曾有一次草船借箭，不过这是演义，真正曾去借箭的是吴主孙权（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松之注）。不知是不是受这个启发，张巡也上演了一次更加精彩的“借箭”。
在一个夜晚，叛军卫兵忽然发现从城上用绳子放下来一千多身穿黑衣的人——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借箭嘛，自然用的都是草人了。但是当时黑漆漆的，叛军不敢大意，于是拼命射箭，自是中了张巡之计，白白送了人家几万支箭。几天后的一个半夜里，叛军卫兵又发现从城上下来五百人，不过这次他们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认为又是草人，于是哈哈大笑，自以为得计，便置之不理。但这次却是真人，张巡就这样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直把叛军追到十余里开外。
然而丘雍在鲁、东平、济阴相继陷落之后，最终失去了守卫的意义，另外敌人将要攻打宁陵以切断丘雍的后路，于是张巡退出丘雍，东守宁陵。这期间张巡遇上了睢阳太守许远，二人合力对抗杨朝宗，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唐书》里说得更详细，“斩贼将二十，杀万余人，投尸于汴，水为不流”。此战过后张巡被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但好景不长，至德二年正月，安庆绪命尹子奇攻打睢阳，睢阳城告急，张巡只好和许远一起守睢阳——守卫睢阳城的艰苦生活就此开始。
守到了五月的时候，张巡又有一次出众的表现。当时尹子奇攻城甚紧，张巡想让人向他射箭又苦于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要一击而中的目标。张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人用蒿草为箭射出去。困难到要用蒿草做成箭，那就说明城中无箭了呗——敌军士兵很高兴，拿起来一支草箭就去报告给主将尹子奇，这下暴露了目标，当即有一支箭射向尹子奇，再躲已经来不及。可惜的是，这支箭没有把尹子奇射死，只是把他的左眼射瞎了。不过尹子奇受伤，毕竟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唐军至少可以得到喘息的时间了。
但两个月之后，尹子奇增兵数万猛攻睢阳，这一次睢阳真正到了困难的地步。八月间，守军仅剩六百余人，而十月的时候，睢阳城已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许远与张巡商量，决定还是坚守城池，“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睢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江淮的屏障，张巡等人坚守睢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另外，除投降之外，只怕当时情况下坚守确实是比退出要保险一些的，而投降却是张巡、许远坚决不会做的事情。但两人仍然对援军报有希望，他们盼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一支唐军，能够杀得尹子奇大败。可惜，这只不过是画饼而已，直至城破，他们也终于没有见到救援人马。
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城中无粮，茶纸这些替代品也都吃了个精光，唐军不得已从吃马开始，然后又吃麻雀，吃老鼠，将这些都吃完之后，城里只剩下人了。那么，吃人吧。想想都觉得惨。张巡为了鼓励大家，首当其冲，堪为表率：他把自己的爱妾杀了供给大家来吃。此风一开，饿得眼睛都蓝了的军士便将城中的妇女又吃得殆尽，最后又吃到了男子中的老弱病残（老弱残都是可以吃的，不知病者能否逃过此劫？）。如果尹子奇再不赶快破城的话，那么能够充当守城之用的人们，就全都得互相吃了，城中自我消耗也是甚大，如果吃到了最后只剩几个人，那么打起来应当是相当顺手，可惜尹子奇没有这般耐性，提前结束了这一幕吃人惨剧。既然守军开始吃人了，那为什么城中的百姓不叛乱呢？有人说是受到了张巡忠心报国的感染，此说不尽赞同。事实上，城中的百姓没有义务要为张巡守城，更没有让他们吃的义务，并且吃人的行为只怕多半会引起城中百姓的反感，如果他们起来叛乱，我们也不能责怪这些无辜的百姓——换作是我们，只怕也不那么乐意让人吃掉。若说感动的话，也是对守军而言，因为基本上他们是不会被吃的，而且他们的家人未必在此城中，不会被吃。但百姓就不同了。想想吧，守军吃的是他们的母亲与妻妾，还可能是女儿，然后又是老弱的父辈，只怕多半积下的是仇怨，而并非感动，至少仇怨的可能性要大于感动。唐书中说百姓知必死，莫有叛者。自知必死，这才比较贴近那些人们的心态——困在城中，早晚也是被吃，出城当然更办不到，守军连人都开始吃了，还有什么不敢做？如果出城的话，当然离死就更近了，因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