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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文字还是很不错。但看看那文绉绉的诗，再对照一下眼前这个看到别人脖子折断而欢呼的人，就会对他产生极其厌恶的感觉。
中宗对此没有深究，但仍然怏怏不乐——谁知这竟成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谋害丈夫、父亲的起因！
事实上，中宗对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是十分放纵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我不认为中宗放纵妻女，是因为真正的糊涂——当然，中宗其实也是够糊涂的，比如他曾让三品以上的官员们拔河，结果有几位老大人摔在地上动弹不得，中宗却哈哈大笑（也挺可气的）。还有一次，他和韦后在元宵节出去散心，估计是想起祖父两次放宫女出宫和释放死囚回家省亲的事情来，所以他也发起慈悲，让数千宫女出宫游玩，最后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其实太宗根本就是放走宫女，没指望她们再回来，而释放囚犯倒是有一定的冒险性，不过要是有内幕的话就不好说了。但宫女们不是囚犯，中宗又远没有太宗那样的号召力，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也实属自取。感觉这样的中宗颇有些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但总比西晋那位有名的白痴皇帝要强了很多。惠帝在大臣奏报说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没东西吃后，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几乎成了流传千古的大笑话。而中宗有一年也赶上了收成不好，很多大臣便劝中宗去洛阳。唐代洛阳为东都，很多皇帝都喜欢到这里来，尤其要是关中收成不好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帮人的时候，由皇帝带领着百官去洛阳倒也算是个解决办法。不过韦后不想去，就鼓动一些人劝中宗不要听从那些大臣的劝告。估计中宗自己也不想去吧，最后一次对着劝他去洛阳的大臣发起火来，说：“岂有逐粮天子邪！”就是说，哪里有到处追着粮食跑的皇帝呢？不管怎么样，中宗这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如果一个皇帝真的成了丐帮帮主（还是净衣帮）的话，那他的子民的确会产生怨恨情绪，尽管他也不大可能与收成不好的百姓一起挨饿，但起码他没有一走了之。而由对外政策来看，中宗虽然不能称为雄才大略之主，但处理这些事情还是胜任的，比后来的睿宗要稍强。无疑，历史给他的定位并不十分公平，原因就出在对内了。中宗十几年的苦难流放生涯，是他的妻女陪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正如元稹的诗“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那个时候是连“贫贱夫妻”都不如的，因为他们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他是皇子，无论在父亲的唐还是母亲的周，他都本应该是万人之上富贵无比的皇子，何况他自己还曾一度当过皇帝，尽管下野的时间太快了一点。他本应该可以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一个幸福的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但没能让她们享受这一切，反而跟着他担惊受怕，安乐公主就是在迁到房陵的途中生下的，“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可以想像，李显对她们是很愧疚的，而当他终于重登帝位的时候，他可以报答她们了。这便是放纵妻女的由来。
第二部分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2）
中宗自己其实也知道她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但他又不能管，不是真的不能，可能多半是不忍。一边是自己的妻女，一边是自己的妹妹。他希望他与她们能够平安地渡过后半生，不想弄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事情越发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也许最初他只以为，自己的妻女无非要求更多的钱财，更华丽的服饰，更大的庭院，更多的追随者……但他不会想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母亲那样的才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所以他笑着拒绝了安乐公主想做皇太女的要求，但这确实是安乐极认真而且极其想要得到的；韦后也想学武则天临朝称制。这母女二人的野心，中宗却是不能够给予的。他最后终于不满了，韦后与安乐公主便动了杀机——“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中宗死得很冤枉，也很悲惨，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自己最亲的人害死了自己，只怕做鬼都不甘心。
事实上韦后母女二人极蠢。在唐朝，虽然女子的地位相对要高于其他朝代，但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家族中的女眷仍然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这也是武则天为什么最终决定传位给儿子的原因。因为儿子即位，在以后的太庙中，自己是先皇后或者太后，而自己的侄子如若即位，将来自己只能以姑母、姑祖母的身份侧身太庙，再多几辈只怕就不认自己了。因此，有了中宗，韦氏是皇后，是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的嫂子，如果中宗死了，而即位的又不是她的儿子的话，那么韦后的地位就肯定会下降。至于安乐公主，即使她皇太女的美梦成真，将来真的当起了女皇，但她的继承人问题也会十分混乱，用西方的那种女皇制度来解决问题，可不可以呢？估计多半是行不通的。总之，中宗一死，韦后失去了丈夫，而安乐公主失去了父亲，她们失去了对自己最有力的保护伞，今后，李隆基等人再对她们下手，就毫无亲情上的顾虑了。而我们对照一下武则天的话，她是绝不会傻到杀害自己丈夫的——尽管现在有人认为高宗最后是被她谋害而死，但我觉得那并不可信——而在杀了两个儿子之后，武则天却没有再杀自己另两个儿子。何况从势力上来讲，韦后母女，又怎能与武后相比呢？
二
（清）袁江《沉香亭图》。沉香亭是李隆基作亲王时的官邸兴庆坊里的建筑。
中宗死后，韦后秘不发丧，召诸宰相进宫，然后派亲信统领人马围住长安。但纸里包不住火，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必是知晓了其中的秘密，她们草拟了一份遗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这份“遗诏”遭到宗楚客等人反对，认为“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他们所说的确在理也在礼，苏瑰虽然以“遗诏”的名义来反对，但宗楚客等人一发怒，他也没办法，只好让相王李旦做太子太师这个位高却无权的虚职。可是相王毕竟是高宗的儿子，单凭这一点他就有很高的人望，就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让韦后既怕他又不能太委屈他，既然韦后想要从众望，那就只好给相王加官进爵。于是几天后，韦后正式公布中宗逝世的消息，立十六岁的李重茂为皇帝（殇帝，也称为少帝），改元“唐隆”，加相王为太尉，同时把相王的长子成器由郡王进封为亲王，封号为“宋”。太尉是三公之一，汉朝时相当于总司令，但到了后来，太尉就成了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力，所以相王的这个太尉还不如他儿子从郡王到亲王来的实惠呢。不过，成器却没有“成器”，后来基本没帮上什么忙，因此也算是白封了。而相王的作用，其实也就相当于一块招牌，其他忙也没怎么帮上。所以韦后封这几人的确不算是失策，只是她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人，那就是相王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
众所周知，高宗和太宗很不像，而高宗最后存活下来的两个儿子，也没看出来和太宗有多像，倒是太宗的这个重孙李隆基，确有乃曾祖父之风。《南部新书》（宋人钱易著）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唐语林》及《说郭》中也有相关记载）：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这件事不管真假，确实很有意思，很能展现李隆基要强、不肯服输的性格。不过，由于他是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按传统就算继承李旦的家什也轮不到他，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李隆基并不太受人重视，至于唐书上写的什么黄龙白日升天，什么占卜大吉，只怕附会编造的成分比较大一些。但当时确实有两件事情像是在暗示着什么，一件是李隆基所居里邑名为隆庆，大家以讹传讹都把“隆”说成是“龙”；另一件就是韦后改元“唐隆”，从取义上看，表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唐代兴隆”，或者联系一下韦后的野心，说不定是“代唐兴隆”之意。这两件事都与“隆”有关，而李隆基的名字中又有这个隆字，因此，这就给了李隆基一个心理暗示——天意就是要我李隆基成功啊……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
当时韦后集团宗楚客等人密谋想要害死殇帝、相王和太平公主，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掌权而毫无羁绊了。但这时，他们这一方出了一个叛徒——叛徒的危害性有时远比敌人大得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往往因为有了这种人的出现，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兵部侍郎崔日用，一直以来是韦后集团中的人，和宗楚客也极有交情，但当他得知宗楚客的阴谋以后，却担心自己会因此遇祸，就派一个僧人去向李隆基报告。派僧人前去，目的无疑是为了隐蔽，而当时崔日用不找相王，不找太平公主，专找李隆基，可见李隆基平日也是不大老实。的确，李隆基“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这倒很有些像李世民在太原时的作为。不过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是受李渊指使，至少李渊是知情的，而李隆基的行为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李旦是当真不知情。这或许与年龄有关，太原时的李世民，不到二十岁，而李隆基此时已是二十六岁了，太宗二十六岁时也是背着父亲在干私聚亲信的事，并于两年后政变。那么这一次面对眼前这个僧人，李隆基是如何决定的呢？
第二部分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3）
李隆基当然不会让机会从手边溜走，但他自己的力量也并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整个事件，这时他想起一个人——此人并非他的父亲，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