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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部门通力协作的基础上，俄罗斯还加强了“反恐特别服务处”的职能和力量。现在，一个对恐怖分子严密的监视网正在形成，而且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俄罗斯反恐机构FSB负责人尼古拉·帕特鲁谢夫介绍，仅在2004年前10个月，“反恐特别服务处”就与安全部门合作，成功地阻止了200多起恐怖事件，其中包括在萨马拉水电站的破坏活动。此外，很多境外恐怖分子都已经被该部门设立了档案，只要他们进入俄罗斯，基本是有来无回。
这种人人喊打的氛围和措施让一部分恐怖分子感到已经难以生存，也导致非法武装内部出现内讧。别斯兰事件发生后，马斯哈多夫于9月24日在网上发表声明，对巴萨耶夫制造这起人质事件进行谴责，同时表示将来一定要将这些恐怖分子送上法庭。
俄罗斯当局在得到这条消息后，一度坚持认为马斯哈多夫和巴萨耶夫共同参与制造了别斯兰人质惨案，并悬赏3亿卢布（约1000万美元）捉拿两人。但在几天后，人们发现俄在谴责这起事件时，对马斯哈多夫和巴萨耶夫有了明显区别。莫斯科认为，前者对这起事件施加了影响，而后者是真正策划者，是躲在幕后的元凶。敏感的媒体认为俄官方说法的改变可能起到分化非法武装队伍的作用。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情报部门，大都认为巴萨耶夫仍然藏匿于格鲁吉亚的潘基西峡谷。据曾经两次见到过这个非法武装领导人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理查德·比斯顿报道，巴萨耶夫的身体近来每况愈下，自2000年在格罗兹尼突围被炸断了右腿后，在2004年9月又被俄军的狙击手打伤了左脚。目前，他正欲秘密前往欧洲某个国家治疗。
关于马斯哈多夫的情况，在2004年底时曾经爆出一段令全世界媒体都感兴趣的新闻。当时，已故车臣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的儿子，现任车臣副总理拉姆赞·卡德罗夫向媒体证实，车臣非法武装领导人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确实通过中间人与北高加索地区领导人进行过接触，讨论投降事宜，并希望在投降前后保证他的安全。
巴萨耶夫的日暮途穷以及马斯哈多夫传递出投降的意愿，呈现出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俄罗斯加大反恐力度，包括车臣人民本身对连年的战乱都已经深恶痛绝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近几年在大国形象、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对内对外政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各党派、各民族都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对车臣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俄罗斯崛起对车臣问题的影响
车臣问题是由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国内、国外等诸多原因引起的，这些问题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团。那么，为什么在苏联时期这些问题并没有暴露，至少还能够掩盖，在俄罗斯时期就突然变得如此尖锐？答案是早期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力量来自无产者“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精神，来自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其步伐是由激昂的国际歌来统一和协调的。当年联盟成立条约的第26条甚至明文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可见，列宁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苏联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凝聚力是何等自信。当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了苏共的执政地位，苏联共产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15个加盟共和国釜底抽薪，纷纷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后，俄罗斯的精神支柱坍塌了。这时，国家的凝聚力主要靠自身的国际地位、民主方式、经济实力来维系。对于寻常百姓来讲，经济状况则是第一位的。遗憾的是自从俄罗斯成为主权国家，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不论是主动采用“休克疗法”，还是依靠西方的施舍，输血打气，都没有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98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较1990年下降了一半，导致综合经济实力从世界第2位跌落至第15位，人均国民收入下滑到第50位，近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昔日的超级大国已经丧失了尊严，“沦为二流、甚至是三流国家”。
从1990~1998年，也就是俄罗斯经济及国际地位下滑的九年，正是车臣在“独立”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时期，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个必然。中国有句俗语叫“穷在当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回想苏联的众叛亲离，对比欧盟一次次谨慎扩编，让人感到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凡夫俗子和势利小人，在许多政治家身上也都有体现。其实，对于那些依赖性很强的国家，谁不愿意去找“有奶的娘”呢？俄罗斯本身不是也曾经试图拿着一张旧船票登上西方的客船吗？失去了凝聚力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车臣危机则是在苏联解体的动荡中衍生出来的问题。好在两次车臣事实独立的实践，证明一个小国独立生存绝非易事；好在俄罗斯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崛起。俄罗斯发生的变化对于解决车臣问题，对于增强它对89个联邦主体的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这种变化是随着普京执政发生的。
第五部分车臣现状与前瞻（5）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总统在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几任总理后，把这副担子交给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一个星期后，国家杜马批准其为政府总理。1999年12月31日，普京出人意料的成为俄罗斯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总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普京就这样急匆匆的走进了克里姆林宫。从此，俄罗斯也以同样的脚步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安全体制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在政治上，“面临沦为世界二流，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为俄罗斯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建设一个“民主、法制、有行为能力的联邦国家”的道路，强调既要避免“极权和专制”，又要防止“权力涣散”。在这条道路上，普京顶着从国内外抛过来的“个人专权”、“新沙皇”的帽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为：（1）早在1998年，普京担任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时候，他就对俄罗斯国中有国，而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又通过地方选举产生，有些地方滥用立法权，甚至颁发有悖于联邦法律的地方法规，挑战国家主权的情况深有感触。他认为这种情况成就了一个个小国事实上的“独立”，导致随便哪一个主体的领导人欲望膨胀，都会给俄罗斯带来分裂的危险。为此，普京在入主克里姆林宫不到两个月，就决定将89个联邦主体划分为七大联邦行政区，即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沿岸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区；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远东区。随后，普京任命了七名分别负责这些大区事务的总统全权代表，其中有五名来自军队和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另外两人分别是前总理基里延科和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一批深得总统信赖的“将军长官”走上工作岗位后，加强了联邦对地方的监督，也为地方向总统反映问题开通了渠道。从而使89个联邦主体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控制之下。（2）通过斗争，修改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改变了其代表由各地区、共和国行政长官、总统或者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结束了这些议员按自己需要起草法律的局面。同时使这些地方长官失去了国家级政治家的身份，失去了议员的豁免权，使他们随时有被联邦总统解职甚至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危险。这项改革促使各路“诸侯”必须励精图治，必须与联邦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前程不保，从而彻底改变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3）通过一系列运作，清理了在苏联解体前后涌现出来的、多如牛毛的政治团体；改变了俄共等反对党多年来以多数席位控制国家杜马，常常向政府发难的局面，使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基本都能够在杜马通过。随后，普京充分利用这种条件，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土地法》等多项重要法案，为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4）如果说叶利钦时代的改革主要让一小部分人得到了急剧的财富聚敛、而大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的话，普京则特别强调和致力于让广大百姓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使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并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状态，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措施就是带领人民向几乎“无所不能”的寡头宣战。
寡头是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伴生的怪胎，实际也是俄罗斯政权自己培植的产物。他们不单纯是企业家，而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决定政府人选，政经一体，由少数人组成的一个阶层。只要搞清他们原始积累的来龙去脉，就能够看到，在俄罗斯私营化的过程中，本来属于全民所有的财富大部分被转移到这些人手中。这种局面对99％的俄罗斯百姓是极其不公道的。1996年底，号称俄金融“七巨头”之一的古辛斯基的“桥”集团收购了国家电视公司“圣彼得堡第十一频道”70％的股份，收购价格为25万旧卢布。事后经过核定，该频道的价值应当在1000万美元左右。再如，有家价值7000万美元的大型拖拉机厂，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居然以7000万卢布被一家私人企业收购。按当时的汇率，美元对卢布已经达到1/2000。也就是说，这个企业仅以它两千分之一的价值就进了个人的腰包。直到今天，除了俄罗斯总检察院外，恐怕仍然没有人能找到所谓“七巨头”发财的轨迹。人们知道的仅仅是在十几年前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位数学家，在生产拉达汽车的工厂里承担过课题。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