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硇谋涣枞璧氖笨獭＞荻砺匏姑教逋嘎叮荒昀矗诒鹚估枷嗉谭⑸肝慌俗陨钡氖录鞑椋嵌际窃�9月1日事件中遇难孩子的母亲。“莫斯科之声”电台在2004年10月22日曾经播出过一篇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什维托夫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文章。他认为这是一种“大规模心理变态”，并且提醒有关方面，“此类情况还可能发生”。
恐怖事件对那些劫后余生的孩子心灵的伤害其实是最严重的。当10月18日别斯兰第一中学重新开学的时候，人们发现许多学生已经离开了这所学校。很多孩子不敢再看到他们昔日学习、玩耍的校园，不敢面对孤独和黑暗。有的学生两个月来总是不停地喊叫，直到累得发不声来才睡去；有的则像个“小老头”，整天面对着墙壁不言不语。开学几天后，校长办公室的墙上、门窗上都被写上诸如“滚开”、“我要杀了你”这些本不该出自孩子的“手笔”，校长家里的电话也常常传来这样的声音。俄罗斯卫生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为孩子们进行了心理诊治，他们认为这是因恐惧、焦虑引发的精神分裂症，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需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
其实事件发生时，在别斯兰中学工作了50多年的女校长林达·亚历山德罗娜·恰利耶娃和她的妹妹、一个外甥、两个孙子也同样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51小时，而且在向校外奔逃时被炸伤了左腿，她的妹妹失去了一只眼睛。
别斯兰的男人是坚强的，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他们毅然拿起刀枪，让学校不仅被恐怖分子当成屠场，也成了绑匪自己的葬身之地。现在，他们心头的怒火仍然没有熄灭，只不过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可恨”的印古什人。
在制造别斯兰事件的恐怖分子中，确实发现了至少九名印古什人，但这在车臣非法武装队伍中是常见的，何况在这次被击毙的绑匪中还发现了阿拉伯人和非洲裔人。但印古什人与奥塞梯人是世仇，几年前又发生过领土争端（关于这件事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有过介绍），这就使这两个民族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北奥塞梯的男人们放出风来，等到40天祭日一过，他们就要把居住在别斯兰的印古什人一个一个全都杀死。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领导人都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恫吓，他们相信这些失去了妻儿的奥塞梯人能够说到做到。为此，普京向北奥塞梯增派了大批部队，防止发生混乱，同时，他严肃地指出：“谁发动复仇，谁就与制造别斯兰事件的恐怖分子站到了一起。”印古什共和国前总统奥舍夫也向北奥塞梯当局发出呼吁，希望政府能以北高加索稳定的大局为重，制止民族之间恐怖事件的发生。
目前，居住在别斯兰附近的印古什族的年轻人已经撤离，他们害怕遭到奥塞梯人报复。但由于别斯兰人质事件引发的这些问题，恐怕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让岁月抚平这累累伤痕。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1）
自从杜达耶夫1990年在车臣扯旗造反，在炮火、恐怖和杀戮中，车臣人民已经度过了15个年头。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与一个人口不到其1％，面积仅为其1‰的自治小国竟然纠缠了这么长时间，这是俄罗斯两代领导人在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车臣问题时肯定没有料到的。
必须承认，在这15年的时间里，车臣问题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主要表现在：（1）两次战争中耗费的人、财、物力有目共睹；（2）通过武力解决民族危机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尚待商榷；（3）车臣战后重建要靠自己“埋单”；（4）为了求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外交方面受到牵制；（5）不得不把反恐长期纳入议事日程。
那么为什么一个弹丸之地就能让俄罗斯15年不得安宁？究其原因，这里既有对民族独立理论的不同见解，也有联邦政府在两次战争中战略和战术的失误。此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车臣问题的背后一直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这种背景使不同角度、不同目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汇成一股从根本上反对俄罗斯车臣政策的力量。这股逆流给俄罗斯的车臣战争和后来的反恐行动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压力；给恐怖分子带来了对未来的畅想、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实实在在的物资援助。可以说，在近年世界上发生的民族矛盾和解决问题的争端中，车臣问题是背景最复杂的一个，它既受到冷战思维的困扰，又有与邻国的争端，还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纠缠到一起。实践证明，国际背景已经构成了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严重阻碍。这也是笔者把这个问题单独列成一个章节加以解读的原因。
车臣问题几乎是与前苏联解体同时暴露出来的，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即：默许第一次车臣战争；反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在“9·11”事件发生后，有保留地支持俄罗斯反恐。其实自车臣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态度是一贯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同一个问题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反差？原来西方大国对待车臣问题态度的变化，根本不是源于车臣问题本身，而是一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冷热在变化，这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困扰最明显的例证。历史已经证明，被这种思维左右的政治家，往往用双重甚至是多重标准看待周围的一切，然后各取所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是这样处理车臣问题的。
一西方色厉内荏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前苏联的解体发生在1991年底。共产主义事业突然遭遇如此重大挫折，恐怕连西方政治家都始料不及。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世界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欢欣鼓舞，但在怎么接纳莫斯科的问题上却显得谨慎小心。因为毕竟来到他们面前的既不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也不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而是一个动辄就骂街的母夜叉。
不管怎么说，冷战毕竟随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对整个人类都具有支配能力。此刻的美、俄两国，一个陶醉于成为单极世界的主宰者，另一个沉湎于对西方的一往情深，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假惺惺的“蜜月”。仅在1992~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就进行了八次会晤。从表面看去，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
1992年2月1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两个月后访问美国，与老布什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了俄美首脑第一次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的戴维营声明》，指出俄罗斯与美国为“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同时宣布“不再把彼此视为潜在对手”。
同年6月16日至18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间，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宪章》等30多份文件，提出了“发展伙伴和友好关系”的构想；达成了核裁军谅解协议。
1993年1月2日至3日，老布什在莫斯科与叶利钦举行第三次会晤，双方在上年达成核裁军谅解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此后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减少2/3，并将削减下来的弹头（包括所有陆基多弹头弹道导弹）悉数销毁。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两国元首于1993年4月初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正式会晤并发表《温哥华宣言》。在这份文件中，两国宣布相互关系从冷战时期的对手变成了“战略伙伴”。在会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双边经济合作及美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等问题。
1993年7月10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期间，克林顿与叶利钦举行会谈，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计划。
1994年1月12日至15日，克林顿总统首次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莫斯科宣言》，称“俄美关系已经进入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在这次访问中，俄美之间还签署了11项有关双边合作的文件。
1994年7月10日，叶利钦与克林顿同时参加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双方讨论了波黑问题、朝鲜问题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三国撤军问题。
1994年9月26日至28日，叶利钦访问美国。会谈后，两国同意加快削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同时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技术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第四部分车臣问题的国际背景（2）
在国际交往中，人们常常把两国高层往来的情况，看成国家关系亲疏的晴雨表。从这个角度讲，在苏联解体的头几年，美俄关系确实有所发展，甚至有了飞跃。但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在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中，自身欲望都过于明显和强烈，所以很难成就事业。从上面列举的八次会晤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美国对俄罗斯从昔日那个超级大国手中继承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仍旧心有余悸。于是，在历次会晤中，华盛顿所关心的主要是裁减核武器以及俄罗斯从波罗的海、中亚国家撤军等问题。而俄罗斯关心的则是能够从西方得到多少经济援助、投资、贷款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这样一来，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两国虽然在会晤后形成的声明或公报的用词上节节升温，但实际上一直在讨价还价。俄罗斯出卖的是与美国的抗衡能力和自身的大国地位，想要得到的是经济方面的实惠和在政治上被西方接纳。
美国在帮助俄罗斯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所保留，这是美国和西方制定对俄政策的一个基本点。这种情况绝不是俄罗斯改变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并非没有利益之争，也不是没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