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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辉想到后世国有企业在国家产业中的地位后，打算尝试用经济理论来阐述他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经济理论并非他所长，但要想想在这个时代。自己的经济理论恐怕是最强的人了，只要能够把生意披上一个符合圣人之道的”华美外衣“，相信就能够披荆斩棘，让所有地反对者都闭上嘴巴。
王静辉把自己关在书房中半天，全力思考怎么来解决这个”外衣“问题，但脑子就像一团浆糊一样没有什么头绪。毕竟中国历史上都是采用抑商手段，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后，宋朝虽然对商业采取放任态度。但千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观念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商人阶层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鄙视：士大夫阶层没有自己的产业，很少能够独立的，大多数文人都要依附于强权来生存，宋朝的士林风气虽然是最好地，但也难免掉进这个坑中；与士大夫阶层对立的便是商人阶层。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但偏偏有着士大夫没有的经济独立能力。
王静辉心中甚至不无恶意的想到：”呵呵，也许是出于嫉妒，才使得读书人和商人对对方的缺点极为鄙视，不过真是不知道外人怎么来看我这个大商人外加状元郎呢？读书人有骨气是件好事，但他们终究没有经济独立能力，还是要依附于强权才能得以生存，如果读书人能够借助商人的财力获得经济独立而畅所欲言朝政国家大事地得失，而商人能够借读书人的嘴巴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个美好的设想，但却显得那么的遥远，自己的商务印书馆不也是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吗？“
想归想，但目前最主要的便是在哪本”圣贤书“中能够找到一句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来，否则那些司马光之辈恐怕对自己的好感要打折扣了。想了半天，王静辉还是从最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方面来着手，从而放弃了引用圣人言的打算。
大宋治平四年十一月初八，在一场冬雪过后，司马光和颍王赵顼在这一天中接到了来自楚州王静辉处的来信，这两封来信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所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不过这两封信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大宋经济政策的关键立足点，也使后世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当时宋人天马行空般的设想感到不可思议。
王静辉在给他们两个人的信中阐述了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关系，并且挑选了汉武帝重用桑弘羊等人来为汉朝牟利的事情作为例子，进行详加解释。现在的司马光还正在处于《资治通鉴》写作的初期，但王静辉可是通篇读过《资治通鉴》的，他自然知道司马光对汉武帝执政时期的评价是什么：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前的那几年全面的忏悔、改过，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静辉认为：国家资本必须深入到最主要的行业当中，并且在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以便来影响市场物价的走向。如粮食生产和买卖，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产粮田和流通渠道，粮食入库后并非简单的赈灾或是平抑粮价，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粮食买卖，将粮食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样才能积极有效的防备那些居心不良想囤积居奇鱼肉百姓的商人。恶意哄抬粮价。这就不是”与民争利“，而是更好地保障百姓地生活不受到影响。
王静辉除了主张国有资本适当的介入市场外。也主张开放国家垄断行业，让民间资本适量介入垄断行业。这一条是非常有争议地一点，尤其实在钢铁行业和食盐生产等国家垄断行业上更为明显。不过为了迎合司马光的口味，他便以桑弘羊垄断冶铁、卖酒、制盐、甚至连捕捞鱼虾也要实行国家垄断专卖。造成了产品质量低下、产量下跌、物价腾贵等负面影响作为例子。指出民间资本少量介入国家垄断行业，有助于提高生产水平，将质量和数量都能够有所提高，有利于激发市场的活力，朝廷也会在税收上获得更大的利益。
除了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地论述外，对司马光和颍王赵顼最具有杀伤力的便是王静辉随后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论》。在这篇王静辉少有的短小策论中，给司马光等人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并不抑制甚至还在鼓励土地兼并，由此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的饭碗该怎么解决？如果任其发展，很难说到最后他们不会啸聚山林，好一点便是加入厢军。无论是哪条出路都不是统治阶层所愿意看到的。唯一的办法便是让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加入工商业。
王静辉在策论中大量引用了大宋财政目前的数字情况，工商业对财政地贡献已经接近五分之三，工商业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土地贫瘠肥沃与否的限制，所以大宋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只听说有大量的农民会逃荒，还没有听说工商业者也跟着逃荒的。并且一个作坊少则可以养活数个人，多则可以养活千人的生计。所以大力发展工商业是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地好办法。
”改之，所谓’君子言义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难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说的方法外，便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司马光在来信中写到。王静辉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会“、”纺织商会“，司马光都听说过。虽然凭借着这几个商会，王静辉将楚州的厢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总归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财政巨大贡献的份上，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但这个驸马越玩越大，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给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马光身为御史中丞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君实先生，所谓’君子不言利‘，学生窃以为是孔圣人指的是’不言对国家无益之利，不言追求个人敛财享受之利！‘所以管子虽然在治理齐国地时候大力发展工商业，使得齐国国势日渐强盛，这是连孔圣人都很看重管子的原因，所以管子能够配享孔庙位列儒家第三圣人。学生在楚州大力发展工商业也是遵循了圣人的教诲，为国家和百姓谋利，学生成立的商会其不仅吸收了众多厢兵来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贡献了巨额税收填充国库，而且还大力的扶植了楚州的教育、交通建设等方面，并且还使得商人本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学生不敢比拟先贤，但也要追随先贤的脚步为国家和百姓谋利，学生想这样的’言利‘，圣人是不会反对的……“
司马光看到王静辉的回复后，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难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圣人之道“是错误的？！但看驸马的回信却又是滴水不漏，很显然，这样的”言利“才是正确的，不要说自己无从反对，就是孔圣人再生碰到这个”管子第二“也会赞成的。
虽然王静辉的来信让司马光对他的志向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单凭这些还不足以改变司马光的看法，所以司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钱财万物，皆有定数，不在民，就在官。国家资本若是介入市场的话，那岂不是’与民争利‘？！“
”君实先生，学生窃以为钱财万物并非天地所生，而是百姓手中所诞，而天下的财富也不是固定的。先生学识广博，当知道当今天下的繁荣那是历朝历代所拥有的？决定财富多少不是天地赐给，而是由市场所决定，当市场无限的时候。官民如何生产也不会夺取对方地财富。只有在市场一定地时候，才会发生先生所说的’夺利‘。但市场是可以开发地。如印刷术，契丹、西夏、高丽的印刷术没有大宋的好，成本低，他们当然竞争不过大宋商人。朝廷应该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开发新的市场，给大宋地商品找到销路，这样财富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王静辉不知道司马光这句”天地生财“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赵顼也曾提起过，可能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处于那种认为天下财富都固定在一定数量上不会改变，他虽然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但不能很好的解释，所以干脆把市场决定财富多寡的理论搬出来，也许能够说得更加清楚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最为先进的便是王安石了。历史上他在熙宁变法中所使用的用信用贷款地方式来刺激经济的成长，这种手段确实要比司马光强得太多了，如果是王安石来和自己讨论这个问题，也许王静辉就不用浪费这么多篇幅了。
司马光看到回信后，半天还是没有能够回过神来，这确实给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从小到大，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圣人言“。但今天看到王静辉的回信后，觉得这一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开始动摇了。
与司马光不同，颍王赵顼这段时间和王静辉讨论的便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等人引领的变法问题。王静辉看到赵顼的来信后，还是感到非常欣慰地，赵顼似乎对桑弘羊等人的做法很反感。他知道历史上的赵顼可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完全是桑弘羊的一个宋朝版本。有地条例几乎连改都没有改便直接搬过来用。
王静辉不相信赵顼不知道桑弘羊那段历史，在历史上之所以任用王安石采用桑弘羊的办法也是迫于无奈。他当然不会放过给赵顼打预防针的机会：历朝历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永远都和桑弘羊一样是短期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也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鸠止渴的坏主意。
王静辉把这封通篇都在贬斥桑弘羊的信件寄给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