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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懒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彭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中国领土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们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1958年至1961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沮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12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5000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年两年又有2000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7000万工人中，单身约占95％，即6950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1958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4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70％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1958年至1961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3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年、1959年、1960年，3年中约有4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1．5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年开工，1969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10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沮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