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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陈江河作出指示：“学校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看护好江帆，如发生意外要追究学校党政领导的责任。要采取措施严密看护，防止江帆外出，同时看江帆的精神是否受到刺激，必要时要到医院实行检查和治疗。”同时后面还有“江帆表示还要到上面去告状，市委副秘书长袁清云得知后于1997年12月26日又召集市中级法院、市教委、市信访局及二职专的领导开会，并提出了五条处理意见，其中第一条办法是：二职专从今天下午开始要组织一班人对江帆继续昼夜值班，如有外出信息要及时进行反馈……”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份盖有中共开封市委大红印的政府文件印发日期却是1997年12月3日。
江帆告诉我说：“其实，后来我也获知我们学校的一份‘关于我校教工江帆同志1119赴省上访情况的汇报中’写道：‘开封市政府袁副秘书长指示，必要时可为江帆从精神病角度通过医院鉴定一下。’”
江帆在职的开封二职专一直不愿接受采访。后来，我看到司法部主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上，有关记者就此采访该校时，张纪平这样回答：“他们是迫于上面的压力，因为要是认定江帆有精神病的话，她的上访便不会影响到有关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形象，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话，就可以限制她上访了。”
就这样，一份由开封市信访局、市教委、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二职专四方联手伪造的司法鉴定出笼了。江帆气愤地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的恶性案件！但因鉴定结论在害人者手中，我虽明知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因拿不出证据，迟迟无法立案。每当上级有关部门因我的举报调查此事时，上述四方均以我无理取闹等谎言欺骗上级，幸好我录下了当时协调会及我和各领导的对话录音。”
江帆气愤地说：“尽管开封市龙亭区法院最后判我胜诉，但他们公开偏袒被告，对我和律师所提出要求追究两被告编造伪证责任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最后竟违规造出一份三无判决（没有执行期限、没有道歉的范围和形式）。”
2006年2月13日，因两被告拒不履行判决，江帆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她在法院处处受刁难，只好直接找到院长，最后终于口头立上了案。但至今无人理睬。那一纸判决，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用良知保护受害女性（4）
多年来一直对家庭暴力问题深入调研的王维忠，从有关报道中获知江帆的凄惨遭遇后，一直对此深为关注。他见开封市某些官员以莫须有的罪名，以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把这位兢兢业业的校医定为“精神病”，不由义愤填膺地指出：“谁说江帆有精神病？这纯粹是个别腐败官员在玩弄法律！像江帆这个需要严加看管、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却一直在校医的岗位上给一千多名师生看病……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开封采访时，我从江帆出示的一大叠各类证件及获奖证书了解到，1999年5月1日，她获得了医师资格证书，同年7月17日获得普通话等级证书，2000年4月30日获得西医普内科主治医师资格证书，而且从1999年到2001年，她连续被评为开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2003年，身患癌症的她由于工作突出，还被评为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江帆的代理律师王丽娟指出，此案是一宗典型的家庭矛盾引发行政部门干预的案子，最终违法地为江帆作出了精神病鉴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的人格尊严都受到法律保护，国家设立精神病鉴定制度就是出于维护人格尊严的需要，体现宪法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制度却成了一些政府官员非法行政的手段。
郑州市人民医院有关专家指出，精神病鉴定是一项很严肃的综合工作，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作出错误鉴定的，因为不仅手续严格，而且要求成立3名以上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同时进行，每个专家的意见都会记录在案。对于过失出错的人，主要是行政处罚，对于主动出错的处罚相当严厉，至少是会丢饭碗的，严重的更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江帆说，她在多年的上访过程中，不止一次被毒打、侮辱、被监视、被收容和被通缉过，她一个癌症患者，唯一的愿望就是讨回自己的尊严。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5月至2005年6月，重点清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但令我不解的是，曾以“包青天”闻名中外的古城开封，在文明的时代竟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开封市有关部门的违法乱纪行为又有谁来管呢？
正如江帆所说：“虽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但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我相信那些践踏法律、玩弄法律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006年10月，在我的大力介绍下，江帆走进了凤凰卫视曾子墨主持的“社会能见度”节目，又一次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对于江帆和李建婷的遭遇，王维忠指出，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它不仅会造成婚姻解体、家庭破裂，还严重摧残着妇女的身心健康。家庭暴力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往往会逐步升级，演变为恶性事件，同时引发众多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安宁与稳定。他呼吁中国女性要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暴抗暴意识。勇于抗暴是消灭暴力的唯一出路。
这位忧国忧民的全国人大代表通过新闻界，向社会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希望舆论和法律，全国各级的妇联，还有全社会的正义之士，用良知保护、关注那些受害的女性。关注妇女，关心儿童。
只有家庭和睦，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第十五章 热切关注民办教育
别对民办教育说“不”（1）
2004年3月11日新华社和《工人日报》同时发表了王维忠代表的一篇题为“别对民办教育说‘不’”的“两会”日记：
〖HT10。K〗今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江苏省一位民办医学院校的院长打来的，他希望我代表民办医学院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一个问题：为什么民办医学教育遭到扼杀，能不能给民办医学教育一个机会？
他向我叙述了他的办学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响应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号召，向银行贷款800多万元、自筹近700万元办起了一家医学专修学院。仅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学生总数就突破了1000名。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很受老百姓欢迎。可到了2002年，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突然下发通知，自2005年7月以后，对民办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再承认资格，不接收这部分人的医师考试和护士上岗资格报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不允许从这些院校毕业的人当医生和护士，同时也不承认成人医学教育、医学自学考试学生。
这样一来，学校不能再招生，只好到2005年暑期关门停办。到时候无法还贷，将会赔得一塌糊涂。这位院长说，眼泪不知流了多少，吃不下，睡不着，2005年就要到来了，心情越来越沉重。国家卫生主管部门能不能高抬贵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事，而不是扼杀民办医学教育和成人教育……这位院长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其实，这位院长所说的情况，我在基层了解到一些，他们辛辛苦苦办起了学校，一个命令又得取消，让他们心里不平衡。我跟他说，我会为他们鸣不平的，我准备“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恳请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我考虑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从目前我国状况看，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很不乐观，农村缺医缺药状况相当普遍，一半以上的乡镇卫生院都已经解体或无法经营。农村医生医疗水平不高，有30％以上的人员没有行医资格。农民有病只好到县及县以上医院就医，由于费用高，农民难以承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相当普遍。如果加强乡镇卫生院建设，恢复了它的功能，医生的业务能力和素质得以提高，真正让农民小病不出乡外，大病不出县，农民的负担就会减轻了。
减轻了农民负担，就等于农民增收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鼓励呢？民办教育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把关管理的，卫生主管部门为什么要争这个权？如果担心民办医学院校教学质量，那就把好入口，何必取消呢？为什么就看不到我们国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我准备明天就写一个建议，交给有关部门。别对民办医学教育说“不”，它需要的是呵护，是规范，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在这篇日记里，王维忠提出了民办院校步履艰难的问题。
王维忠之所以这么关注民办教育，除了他是著名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外，更因为他在晚年曾花费很大心血在长春创办过一所民办医学院。
王维忠在主动提出辞去医院教研室和中心实验主任等重要职务后，院里的工作就只剩下了带博士生和教学科研工作，这样肩上的担子一下轻松了许多，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好党派、政协和人大代表的工作。他在几年的参政议政过程中；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利用老年余力为社会办点实事。最后；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利用社会力量；独立创办一所培养基层急需的高级医师的学校，为社会作一点贡献。
对于无资金又无办学场所的王维忠而言；想要靠社会力量独力创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尽管明知困难重重，但早就认准了方向的他还是决定向困难挑战。
他明白，办学没有一个懂行的人就意味着失败。于是，他首先找到了原白求恩医科大学教务长李春昌。他为人正派，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实干精神，是最佳人选。一直很敬重王维忠为人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