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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虽把心从李桂姐移到郑爱月身上去了，但起初恋桂姐时醋意很重，一次因为她接一个南客而打坏她的房间，另一次则因为她招呼王三官而生气。客人的醋意是娼家的难题，因为她们都想多些收入。她们贪财，而且大抵开支也不少，不是一二十两包月钱满足得了的。西门庆做了官之后，就有权召她们这些“乐户”到府里去侍候陪酒，一去有时是一两天，她们视这些为苦差，但官府的命令又不敢违抗。郑爱月有一回不应召，竟被西门庆捉了来。李桂姐有时会说母亲想念她诸如此类的话，应召之后快快跑回家。有一回提到过两天又有宴会要陪酒的事，她就说不巧那天是母亲生日，这借口大概用过不久，老实的吴月娘就问，怎么你们院子里的生日这么多的？李桂姐让人拆穿了谎话，只好嘻嘻地笑；遇到月娘这样缺乏机变的人，尴尬是免不了。但尴尬也罢了，有时真正的祸事也会临头。那时王三官在桂姐院里嫖宿，他妻子娘家的人干涉起来，运用京城里的影响力要把娼家和带坏王三官的败客解进京里去，这一来李桂姐可真吓破了胆，脂粉不施就跑来跪着向月娘和西门庆求救，哭泣不止。由于月娘说项，西门庆答应帮她之时，她感激得不得了，赶着那带信上京的仆人叫“叔”，又自动要唱曲子给西门庆他们听。吴月娘奇怪她怎么这么快就能平静下心神唱曲子；富家大宅里的夫人当然不知道娼家经过多少这样的风暴，受过多少训练来。
我们说过，小说初时叙述桂姐拿潘金莲的头发来践踏，多少反映出良家对娼家的一种偏见。这是良家的无名恐惧，觉得娼妓是具有邪恶力量要害人的“粉骷髅”。但这恐惧在书中很快就消散了，书中妓女的面貌很快就清晰起来，她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她们甚至不怎么淫邪；书里猥亵的文字牵涉到的十九都是良家妇女。良家对娼家的偏见，除了恐惧，又有一种是妒忌。华北的农民会唱这样的歌来嘲笑妓女：“田不耕，地不种，腰间自有米面瓮。”别的人尽管不唱这样坦率的歌儿，但妒忌恐怕总是鄙视与憎恨妓女的主因之一。《金瓶梅》作者完全没有这种妒忌心理。有一回应伯爵酸溜溜地说妓女的生活好，有个妓女就笑着教他不如也做乐户好了。作者看得很清楚，这些女孩子穿着绸缎戴着金银，吃到中下等人家吃不到的食物，又不用操劳流汗，日子似乎不错，但她们也得吃很多苦头。很偶然的有个幸运的董薇仙能够跟一位状元从良作妾去了，其他的十多位在小说结束时还是过着迎送生涯，美丽黠慧如桂姐者也不例外。迎送生涯，虽然有酒肉绫罗和珠翠，但地狱就在旁边，一不留神就掉下去——官府拘禁，客人打骂，门前冷落，等等。李桂姐爱赌咒说如果她讲的不是实话就每个毛孔都生个大疔疮，这疮当然是指的杨梅疮，可见她是生活在花柳病与客人官府欺凌两重阴影底下的。十六世纪英国戏剧里咒骂人的话有“Brimstone andquicksilver！”硫磺指的是身后地狱里的火，水银指的是生前治花柳病水银疗法的痛苦；李桂姐“花枝招展绣带飘飘”的舞蹈，其实是在硫磺和水银中间跳的。
还有一种对娼妓的观感，是倒转过来，认为她们只是社会制度或人性中罪恶的牺牲品，她们本身良善，她们的天性之中并没有缺点。这也是偏见，是过多的感情蒙蔽了理智的结果。卖淫与社会制度关系密切，这是不必置疑的，把卖淫的责任都放在妓女头上当然不合理，然而反过来断定妓女完全不必负道德责任，又何尝没有偏袒？这种感情过当的观感并不罕见，除了近年的社会理论，在文学艺术上早有所表现。比方在香港的粤语电影史上，“卖肉养亲”的主题，出现之频，也许仅次于“‘封建’家庭阻挠自由恋爱”。《金瓶梅》却没有这种偏见。作者带着对人生的无限兴趣，紧紧盯着真实去看，所以笔下妓女的品格并不见得比别的人好，虽然也不比别的人坏。象李桂姐，不住嘴地说谎骗人，骗了吴月娘和西门庆，又骗吴银儿和别的姐妹。骗一同受苦的姐妹，这无论合不合社会阶层理论，但确是人生的真实，是人生真实中很使人难堪的一部分。（苏联劳动营和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不是会为一点点物质好处出卖难友的吗？）人就是这么下流卑鄙的，因为他软弱，受不了折磨，也受不了引诱；他到时候很容易找理由解释自己行动，会说“我不做别人也会这样做的啦”，或是什么。《金瓶梅》整本书中画的都是人在引诱与折磨下堕落的图画，李桂姐若果被画成一个“卖火柴的女孩”模样，便既不一贯，也不诚实了。
至于妓女骗有钱人，有人会觉得很应该，《金瓶梅》的作者似乎也不尽同意。他写出吴银儿怎样骗李瓶儿：吴银儿起先由于嫉妒李桂姐使用拜干娘的方法来取得较高的地位，就自动要拜李瓶儿为母，瓶儿和月娘一样，年纪不比这干女儿大多少，人又笨，心又软，听了很高兴。那时她受了潘金莲许多气，就向银儿诉苦，银儿说几句未必很真诚的话安慰她，一边说一边受瓶儿一样一样的厚馈，自己还开口选瓶儿的衣服来要。瓶儿卧病垂死之时，银儿也不来陪陪她，瓶儿心肠仁厚，并不见怪，还留下一份遗物给她作纪念；到瓶儿死了，西门提刑很隆重地为宠妾出殡，设席大宴吊客，这时银儿就来哭了，她说自己先前并不知道干娘生病。在典礼和筵席上，她三番几次做出愁戚之容，来感动西门庆。作者也不见得深责银儿，因为这女孩儿只不过出于自利之心，而在瓶儿的苦杯中加了一小勺：她不是出于恶意，不过，她也没有理会瓶儿的苦杯已经有多满了。
《金瓶梅》里的娼妓写得好，常常就是好在没有偏见。西门庆结局时死于纵欲过度，如果要追究责任，主犯应该算是他自己，但是谁协助的呢？最后弄得他流血不止的是潘金莲，他的妻妾又怪那淫荡的半老徐娘林太太等人，但其实一再挑动他的是妓女郑爱月，因为她把在各大家巨宅侍候时，所见过有姿色的妇女告诉西门庆，教唆他去动心思，弄得他那一段时间欲心大炽，旦旦而伐，终至丧命。郑爱月初时是被西门庆用官府势力难为过的，现在却累死了西门庆。如果作者对生活的兴趣少一些，偏见多一些，这时郑爱月的行动很可能会写成是有恶意的，发挥了“粉骷髅”的邪恶力量；再不然就是为自己以及自己人报仇雪恨，象伪《圣经》中的茱迪的故事。这样写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金瓶梅》的主要角色都要死在自己的欲火里的，作者把《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从武松复仇的拳脚刀子下救出来，如果又让他死在另一个人的恶意里，那就没有什么味道了。现在的书里，爱月儿——就象潘金莲一样——丝毫没有害死西门庆的存心。这个梳笼了不久的小妓女只是想投西门庆的所好，而目的不过是笼络他的心久一点，在他身上多挣几两银子罢了。
应伯爵
让我们再分析一个人物来说明作者的活力。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写应伯爵的。
这个人是本书中最有趣的人物；就是在整个中国小说范围里找，恐怕也没有谁比他更有趣。他是西门庆家经常的食客，有一回他空着肚子来到，西门庆故意问他吃过饭没有。
“哥你猜，”他说。
西门说猜想他已经吃过了。
“哥你没猜着。”
西门庆是在恶作剧，要强使他承认跑来揩油吃饭。当然，他帮闲揩油是个事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固然不会否认，西门庆也没有任何不满；但这次西门庆要来个残虐的笑谑，要让这心照不宣的事实在大家的意识里现出来，要他难为情一下。他呢，一方面要避过这尴尬，但又不要为面子牺牲了口腹。这两人在短短的对话中，用不相干的言辞互相探索，给我们瞥见几百年后亨利詹姆士的笔法。
应伯爵诨闹起来是最凶最剧的。在作者的构想中，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看见在书里他讲的笑话比谁都多；日后曹雪芹也依这原则，把笑话都放进最机灵的王熙凤的嘴里。应伯爵在西门庆身上得了不少好处，替许多人——李智、黄四、李桂姐家、贲四、韩道国乃至那群捉弄韩道国老婆的恶少——当说客，又骗西门庆的钱财，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最懂得西门庆，西门庆没有了他便几乎过不了日子。他会用脑思考，还会替别人着想，能体恤小优儿，知道他们忌喝残酒。他懂得生活，晓得怎样把鲥鱼切成几份分别享用，吃到“牙缝里也是香的”，也晓得赞赏官窑双箍邓浆盆这些精美的工艺品。他从蠢蠢的西门庆那里骗取一些物质，也未尝不公道。在这里我们没法把他的故事说完，因为那是个枝叶蔓衍花果繁茂少加修剪的故事。本来，他在小说中是一个辅角，功能只是助成主角行动与表达主角内心，把他写得那么齐全详细——欲望、爱恶、动机、反应都写了，究竟好不好，是个问题。刚才提到的詹姆士一定会大皱眉头，但费尔丁或狄更斯却会微笑起来，因为这如果是毛病，就是他们这些活力多于艺术自制力的作家的通病。
可是这个应二，如果要拿来归类，应当算是个怎样的人呢？如果我们要依道德观念来褒贬，这人是个不值一提的角色。他读书不成，正业不务，品格也说不上。他的生计是“帮闲”：不是帮助人家做正经事，只是“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玩要”。我们今天会叫他做“寄生虫”；早几十年人家也许要叫他“冗人”，那也是很合适的称谓。要写他的具类型性的像，就写写他的奸狡自利的心理，再说说他行动的丑态，也就差不多了。
在书里，作者也没有为他隐恶。他一入场就陪着西门庆去嫖新入行的小妓女李桂姐。他和“十兄弟”中其他几位嫖客脸皮都厚得有趣；第十二回里，李桂姐讲个笑话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