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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着整本小说，这种报应的道理也是佛家讲了千百年的，但是过去的和尚从没有说得这么生动。因为从没有人象作者这么擅长观察大千世界中种种矛盾复杂与相歧。报应并没有意志，并没有拟人化的神明在裁判与处分，但它自有它的逻辑，它在我们未想到之处便已作用起来。那个小妓女郑爱月儿最初是给西门庆难为过的，因为她不肯到西门府上来陪酒，后来引得西门劳累致死的便是她，是她蓄意报仇么？不是的，她既然来服侍西门了，就想取悦这个色鬼，好在他身上多挣几两银子，于是她把自己在各家宅弹唱时所见到的妍丽眷女—一报告给他，投其所好。
作者的另一大笔艺术资本，是他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我们在第三章谈写实艺术时说过，他觉得他周遭当时当地的世界，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处处都足以动人。非常值得写，所以他能写实，拿着晚明山东某个土财主的生活便能一口气结结实实地写上几十万字。若不是前述擅观歧义的目力与这超凡的生命力，这本劝世的书早就拿了去覆瓿，不会传世而让读者一看再看。作者笔下的百十个大小人物，没有一个是肤浅单调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对人性存着一股极强烈的好奇，一般世俗浅见不能令他满足。本书把饮食男女这两种“人之大欲”讲了很多，尤其是饮食，可说是这小说的特色。经过弗洛依德的开导，我们今天大致都相信性欲是创造的泉源。许多大作家那种迫不及待与不能止息的文体也似乎在证实这信念；但《金瓶梅》对这个尘世的眷恋，欲使人猜想，作者的创作也许还不仅只是性欲推动的。
据说有些书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金瓶梅》可是说不上。这本书不是什么人都合看的。很年轻的人肯定是不宜阅读，因为一则他们血气方刚，看到书中男女之事，不免有过激的反应，于是不能心平气和来读；二则这本书与真实人生一样琐碎，而年轻人对琐碎最难忍耐。到年纪稍长，血气沉下一些而耐心增长一些了，便渐能欣赏这本书。最先受到赏识的大概会是书中风趣之处；其次是书中的人与事是如何的真实与生动。这是过去一些文学史家也指出了的（二十二）。等到看得再仔细些，而且肯谅解而不究书中瑕疵，就会看到作者的热情、好奇与见识，以及本篇所细论的各点，这时我们就会说，这书不仅真实生动，而且深刻有力。
《金瓶梅》是一本小说家的小说。一般青年人虽然不适宜读这书，可是小说家却应当人手一册。认真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也不能忽略了它，因为它是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从这里学到写作方法。作者的感受力与创造力，他把家常的砂砾点化成艺术的金子的能力，是小说家都要赞叹，都可以仿效而且从中得到灵感的。近年常有人教导从《红楼梦》学写作，他们不知道《红楼》有两部分，较大的一部分是大观园的裙钗，这是浪漫戏曲的移植，不能学来写小说的；另一部分是王熙凤、刘姥姥等大观园外的人与事，这些是可以学的，不过这些正是从《金瓶》处学来的，（写得比《金瓶》整洁，但往往矫揉做作，在深度气力方面远逊了）。
《金瓶》中对人生的认真态度，尤其值得学效。把“人应当怎样生活？”当作一个中心课题，这种态度，在中国文学里是很须要树立起来。新文学运动以来，“为人生而文学”以及“写实文学”的大纛都有人揭橥过，可惜这些口号落实得不甚顺利，含义也容易走了样。比方“写实”便往往以有没有丰富生动的细节来评定，于是大家一窝蜂叫《水浒》与《红楼》做伟大的写实作品，完全忘记了这两本书的精神都不是写实的。“为人生而艺术”本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对立的，可是后来又出了“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而“为艺术而艺术”也可以改口叫成“艺术指导人生”。于是在夹缝中间的“为人生而艺术”就既不鲜明也不响亮了。归根究底，认真探讨人生的态度，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传统中没有基础，因为新文学中没有几本好作品来支持，旧文学中又少见这种态度。国人从前重视的是诗与文，小说戏剧这些“小道”只是游戏，所以作者是可以一厢情愿把人生真实任意删增的，如果他们把生活拿来当作山水花鸟一般吟哦欣赏，便算是很尊重的了。他们觉得除了言志的诗与论道处事的文之外，文学的最高目的不过是抒情；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最后怨叹的权利一定保留着，真正的悲剧是找不到的。
说起来，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有“为艺术而艺术”与“为行动而艺术”的作品，那就是纵情的《红楼》与煽动的《水浒》，两书都广为读者喜爱。近年来《水浒》在大陆上备受谴责，但那是政治问题，不是艺术原因；《红楼梦》的情形更有趣。尽管小说在描绘表彰些纵情放任的人，而且怀恋剥削阶层脱离生产的生活，可是共党内外都有批评家说作者是反封建的革命家。和这两书相比，探索人生的《金瓶梅》受到的赞美很少，诟骂很多，而且骂的主要理由还不是“色情”。可见“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是比较艰难的。有人说艺术的本质是游戏，若太强调认真，太坚持“文以载道”的原则，自由创造的精神就会受到窒碍。这些话不是毫无道理，但也很容易说得过了份，错到另一边去了。艺术与游戏也许不能完全分开，可是难道艺术作品都是一样的？没有种类、品质之分？难道我们称之为伟大艺术的作品，也仅止于游戏取乐？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是滥用文字，无所用心的嬉戏总不该称之为伟大。文学作品当然都给予读者乐趣，所以都可说是游戏；但是有些作品更给人美感，有些又让读者的感情可以放怀驰骋一番，这些都是可取的品质。除此之外，有些作品还能呼唤读者的理智与是非判断，要求他们的整个心灵起反应。对有能力的读者而言，这最后一种作品才是最惬意的吧？当年英国的文坛巨子阿诺德（Arnold）批评英国文学之父乔叟（Chaucer）对人生不够认真。他不是说乔叟毫无价值，也不是嫌他无可欣赏之处，只是觉得乔叟所写的宫廷文学作品——讲爱情的玫瑰故事，讲爱情的特洛鲁斯和克莉西荻，讲爱情为主的漂亮小诗，就是进香客故事也好——还欠缺些东西，我们阅读之时还不是以心灵整体来参预其事的，我们的理性与道德感都处于一种半休眠状态。什么作品是阿诺德完全惬意的呢？托尔斯泰的《安娜》（AnnaKarenina）是一本；我们看阿诺德的评论，便可看到一位最有程度的读者如何欣赏一位最了不起的作家。到了本世纪，阿诺德渐渐不时髦，可是世纪中叶又出了一位利未斯（F．R．Leavis）。他还是要强调道德感与对人生的关心。倘使要求“文以载道”要求得很专横，要限定每一首小诗与每一篇短文都探索人生意义，那当然不好；可是反过来说，倘使长篇说部也不认真关心人生问题，长篇成了个漫长而无所用心的嬉戏，那又怎能有力气，怎能吸引住有程度的读者？
注 释
（1）本文根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日本大安一九六三版，依照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引文时，偶用康熙乙亥皋鹤堂张竹坡评点“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正，并改用几个当今通用的新字——“每”改为“们”，“他”改为“她”，“的”改为“得”等——以利读者。
（2）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后来收在《读史札记》（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姚灵犀的《瓶外卮言》（天津书局民国廿九年版）也收了此文。（录入注：此注似无合适的对应位置，未解。）
（3）夏志清觉得小说的精华部份始于第九章，终于七十九章（即西门庆的死期）。见所著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hin PingMei〃，pp．169—170。
我的印象是，小说在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已与《水浒》的味道很不同，因为一种很突出的讽刺文体已经出来了。（甚至早在西门庆潘金莲入马通奸时，“竹坡本”的叙述已比《水浒》进了一步，但“词话本”则依随《水浒》。）但那种在别的旧小说中罕见的真实生活的感觉，却要到廿回上下才浓郁起来，而第一个深刻的故事是廿二回出场的宋惠莲。
西门庆在七十九回死后，小说就松懈了。但正如徐梦湘（《关于的作者》）指出，作者并不是无意写完陈经济和春梅等故事的。潘金莲的死写得很有力；春梅的“重会月娘”、“游旧家池馆”、“淫乱丧生”等也很有意思，大概都是原先构想通的项目，只是动笔写时已没有劲了。陈经济则不知何故，从头到尾都得不到作者同情，所以一直没有一点深度。作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劲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是不能想象。创作的行动是个神秘难解的问题，作者写完一个角色或一个阶段后疲乏起来，这是很可能的事。
（4）当然还有别的谬误，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孝哥出家的年纪、西门托生的事（还有李瓶儿托生的事），但这些还不算太多。
（5）见所著“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 10．I（1963）。
（6）《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长泽规矩也（《の版本》附于东京东方书局所出《金瓶梅》日译本内）、韩南〔P．Hanan，“Textof the Chin Ping mei”，Asia Major NS 9．I（1962）〕等学者著述。
至于校本，我的管见以为应该以崇祯或康熙的本为基础，因为这两个差不多的版本文字比较好。（比方李瓶儿死前，潘道士来作法，万历“词话本”让读者觉得他真有超自然法力，但康熙“竹坡本”的叙述则表示他的法力是真假之间，而只用人的心理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