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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惩处萧建等叛乱首脑，众人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萧建等人犯谋逆大罪，按律当处以车裂之刑，夷三族。也有人反对，萧王吕等士族在徐州支系庞大，如果按夷三族来计算的话，至少也得杀数千人乃至上万人，一下杀这么多人，必将使徐州民心动荡。萧建等人罪不容诛，但至少得控制一下诛连的范围。
刘泽对汉律当中动不动就夷人三族的规定很不以为然，萧建谋反叛乱，他自已是犯了罪，但他犯罪与他的父母何干？与他的子侄何干？与他的母系家族妻系家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这些人就因为和萧建他们沾亲带故而掉了脑袋岂不是比窦娥还冤？夷族处罚无疑是最残暴的刑罚，它将许多的无辜者都牵连其中，与刘泽一贯奉行的法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刘泽想也没有想就否决了夷族之议。
陈登有些担忧地道：“谋反之罪，非重典不可治，意在斩草除根以警后人，主公若是只惩处萧建等人而不灭其宗族，难免其族人会怀恨在心将来做出报复之举。”
刘泽坦然道：“萧建犯罪，自有律法惩处，族人并未与之同谋，何罪之有？我想萧氏族人也应当可以明白这一点，就算他们想挟私报复触犯律法，一样要受到律法的制裁。经此事后，我更明白律法之重要性，我计划在徐州范围之内，公布实施《民法典》、《刑法典》，与《禁械令》同时施行，这是草案，诸位先看看，议一议，有不妥之处还可修改。”
《禁械令》在平原时就已经实施了，对于抑制豪强士家有着显著的效果，接手徐州之后，刘泽就一直准备找机会推行这项法令。但他深知，禁械法令对于士家豪强而言，基本上等于是与虎谋皮，冒然推行的话只能遭到各家士族的疯狂反对，甚至陷入刀兵危机。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和诛灭平原刘平一样的机会。
萧建等人的叛乱无疑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三大士家败亡之际自身难保，根本就没有反对的能力了，而糜家也已经接受了禁械法令，并主动地将八千武装家丁以陪嫁的名义献了出来。四大豪族搞定之后，无疑给刘泽推行《禁械令》铺平了道路，虽然徐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士家势力没有上千也有八百，但大多数都是实力较小的中小士家，糜萧王吕四大家族如果接受禁械法令之后，这些小的士家肯定没有一家敢站出来公然反对，禁械法令的推广和实行前景一片光明。
本着趁热打铁的原则，刘泽这次一下子将《民法典》和《刑法典》推了出来，这是他早计划已久的但一直没有机会实施的东西，《民法典》的核心意义在于民众的生命权不再被漠视，任何人在律法的框架之外都不能随意剥夺别人的生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刑法典》的核心意义在于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地实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彻底地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这个千古陋习。
这两部法典虽然没有否定君权至上，但对千百年来儒家所奉行的那种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些至高无上的君权理念无疑是一种挑战。法治大于人治，是这两部法典的核心意义所在，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逾越法制的范畴，律法是大于一切的存在。
如果还是太平年月，刘泽是断然不敢将这种东西拿出来的，但现在是乱世，皇权已经被削弱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许多诸侯的领地之内，百姓也只知道有诸侯还不知道有皇帝，也可这么理解，在徐州境内，刘泽便是这里的王，尤其是平定了几大士族的叛乱之后，刘泽的权力空前膨胀，在徐州可以无所欲为。
但刘泽没有成为徐州土皇帝的意愿，他更愿意把这种权利拿出来分享，将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置于律法的束缚之下。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平等的，或富或贫，或贵或贱，但任何人在律法面前，却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律法之上。
徐州士家对两部法典的态度是又爱又憎，爱的是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那来的财产，这一条简直就是给有钱人量身打造的，有这条律法，他们的财产便可以得到保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非法侵占。憎得是世家豪族的特权进一步地丧失掉了，穷人的命也值钱了，生剐存留再也不能由他们任意而为，他们的行为都要受到律法的约束。（未完待续。。）
第354章 绞刑架下
每一个文明进步的脚印都是沉重而艰难的，刘泽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选择退缩，坚持己见，经过在幕僚和官员之中几度地争吵，反复地修改，《民法典》和《刑法典》最终定稿并在徐州张榜公布，与两个法典同时公布的还有《禁械令》。
没有什么比平定一场叛乱更能获得威望了，此时的刘泽，不仅坐稳了徐州牧的位子，而且威望在徐州五郡范围内也达到了鼎盛，无人敢攒其锋。在这种情形下，刘泽使用半强迫的手段推行三项法令，虽然民众尤其是士家有普遍的抵触情绪，但无人敢步萧建的后尘，法令得以顺利地推行下去。
以人治的手段推行法治的内容，倒让刘泽有点哭笑不得，观念原本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想要打破旧的观念竖立新的观念，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螃蟹总得有人要来吃，刘泽已经下定决心，这第一口的螃蟹他是吃定了。
同时对萧建、曹宏、王俊、吕扬四人的判决也下达了，萧建等四人被判处谋反叛乱罪，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本着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的原则，参与叛乱的近万余名俘虏全部被免除了死刑，不过死罪虽免，活罪却难逃，万余名俘虏被发配去屯田营。
至于陶应，锦鹰卫查明，陶应乃系被萧建等人以诱骗的方式参与到谋反事件中来，在整个组织策划过程中，陶应也未参与策划。所以认定陶应并非主犯，自然也就免除了死罪，被判为带罪之身，终生不得离开陶府。
处置陶应，的确是一件头疼的事，按照刑法典的规定，陶应就是死罪。但如果刘泽处死了陶应，会受到普天之下所有人的口诛笔伐，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恐怕算是骂的最轻的。陶谦对刘泽的知遇之恩托孤之谊，刘泽在接受徐州之时肩上无疑便多了一份责任——保护陶家。陶应虽然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但无论如何刘泽也不能将他处死。
许多徐州的旧臣僚属纷纷地向刘泽求情，请他看在刚刚过世的陶使君的面上免去陶应的死罪。陶商更是跪在刘泽的面前，声泪俱下，言辞恳切地向刘泽求情。
刘泽确实很为难。刑法典刚刚颁布。头一桩案件就徇情枉法的话。对于三**令的推行必将蒙上阴影。但真要处决陶应背上不义之名，刘泽也万万不能接受，陶谦的恩情大过天。临终遗愿言犹在耳，刘泽是一个重情守义之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寡情忘恩痛下杀手。
好在潘凤对案件的审查有着对陶应有利的一面，陶应在此次谋叛事件中，并非主动参与而是被萧建蛊惑引诱而涉足其中，对于叛乱的组织策划和行动，陶应虽有参与但并不负主要责任，理当划归从犯之列。
对于陶应的定罪是相当的关键，首恶是必须要严惩的，不惩不足以平民愤，不惩不足以镇慑余孽，不过从犯的话是可以网开一面的。当然陶应也不可能象其他俘虏一样被发配到屯田营，经过合议之后，一致决定陶应免于死刑，削爵免官，软禁在陶府，终生不得离开陶府一步。
这样的结果对于陶家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陶应虽然剥夺了官职爵位，仕途上再也无所做为，但最起码他还能活着，还可以给陶家传承香火，甘夫人闻讯之后喜极而泣。
同样喜极而泣的还有被判处死刑的萧建等人。叛乱失败之后，萧建等人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之中，他们很清楚，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下场。翻开史书，对于叛逆者的惩处桩桩件件，触目惊心，车裂、挖心、炮烙、凌迟、夷灭三族，萧建不知道的只是刘泽将会对他们处以何种极刑。
要说萧建后悔吗？没有，富贵向来险中求，萧建本身就是抱着杀身成仁的决心起事谋反的，不成功便成仁，严刑峻法从来也没有挡住过野心家的**。萧建唯一遗憾的就是他尚有两个幼子，却将要受到他的株连，萧氏一门香火，因他而断，九泉之下他的确无颜去见萧家的列祖列宗。
终于等到他的死刑判决，不是车裂，也不是凌迟，也不是斩首，而是绞刑，一种可以保留全尸的死法。对于何种死法萧建倒是不在乎，反正是一死，也没多大区别，顶多是增加点痛苦而已。但他得知萧家三族并未被诛连之际，激动地热泪纵横，冲着州牧府的方向，久久地跪拜不起，高声泣道：“谢刘使君恩德浩大！”
关于如何施行死刑，多数的人倾向于车裂，这是朝庭惩治谋反重罪犯人的标准刑罚。但刘泽在洛阳之时亲眼睹过车裂马元义的过程，那种惨烈的场景至今他还记忆犹新，太过于惨无人道了！所以刘泽并不打算施行车裂凌迟之类的酷刑，但斩首之类的死刑又过普通，起不到震慑民众的作用。
刘泽灵机一动，想到了欧州中世纪的绞刑架，高大矗立的绞刑架，黑色肃目的死刑场景，被悬吊在半空中的尸体，那画面相当有震憾力。绞刑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而且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死刑，又称缢死，但多当数用于私下的场合，与在绞刑架上吊死犯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刘泽便决定在城东郊用绞刑架公开处决萧建等四人，同时张贴布告可民众前去围观。
行刑当日，徐州东郊是人山人海，徐州百姓倾城而出，一睹刘州牧最新奇的处决犯人方式。高大的绞刑架庄严而肃目，刽子手皆是一身黑衣，被押解上来的犯人也是一身的黑衣，沉重的手铐足镣让他们步履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