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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建立后，程璧光和段祺瑞一样，选择了称病辞职，袁世凯倒也没有太过为难他，而是放他回了广东老家。回家后的程璧光本打算从此不问世事，但在中华革命党于广东发动反对袁世凯的起义之后，接到革命党领袖邀请的程璧光还是选择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中来。
但令程璧光始料未及的是，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反对袁世凯的中华帝国的起义，和他原来想象的却是大相径庭。
在广东革命军政fu成立不久，便开始了大举北伐，滇桂省的援军也陆续开到了广东，支援革命军北伐，在将龙济光部逐出广州之后，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北洋军的大规模反扑，革命党人开始大举扩军，广州及附近一带地区一时间各路军队云集，计有由滇军、桂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粤军许崇浩部的“东路讨贼军”，还有各类经改编后冠以“中华救**”、“中央直辖军”（说白了就是土匪改编的），总计不下20万余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的“民军”。这些军队借口饷械无着，将所在驻地的税收自行截收，以充伙食。一军作俑，他军效尤，于是广东全省的收入，为军队所截收殆尽，丝毫不归省库。特别是占据了广州及广九、广三、粤汉铁路沿线富庶之地的滇、桂军，截取当地税收，导致广东的财政税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各项主要税收均呈锐减之势。
而为了筹集北伐的军费，满足大兵压境的需要，广东革命军政fu采取“军事优先”的财政政策，大肆向民间搜刮。革命军政fu开始经常xing的向广州市的商人和邻近各县紧急摊派军费。在北伐开始不久，广东革命军政fu便要求各商会和慈善机构5天之内分别筹集60万元军费，要求丝绸、当铺商人分别“捐赠”紧急军费40万元和20万元。广东革命军政fu财政厅还下令所有地方税和厘金分别增加20％和50％，每5天缴付一次。不久，广东革命军政fu又下令东莞、番禺、香山、新会和顺德的沙田早稻每亩征收2角特别军费。两月后又令较富裕的香山、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鹤山和开平等县每日须解款800至3000元到省城，以应“军事急需”。可能是觉得这样做还不解渴，为了征集更多的军费，革命军政fu还下令全省预征下一年的钱粮，随后又令省署管辖下的各地区行政长官半个月内筹集紧急军费20万元，各地分别按地区大小分别筹集500至2000元不等。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又下令在新会县一次xing征收“葵亩捐”，每亩收1元或按3000把葵扇计1亩征收。；
除了这些等于直接明抢的征税办法之外，广东革命军政fu还想出各种五花八mén的间接办法另辟财源，一是放开赌禁和烟禁。由于广东民间一向赌风甚炽，赌税收入因此成为政fu税收很重要一部分。滇桂联军入粤后，迅即划地为牢，开放赌禁，收取赌税。特别是滇军，占据赌博最盛行的广州、佛山一带坐收赌饷，其中最大宗的是每月约100万元的“番摊赌税”。广东革命军政fu为了筹集军费，公开使其合法化，设立了专mén的“筹饷局”，其主要饷源就是“番摊赌税”。“筹饷局”的职能就是将分散的赌税集中管理。滇桂军入粤后，借口军费无着，公开买卖鸦片，并公然以烟土代饷，每两折价2元至3元不等。
除了开放赌禁烟禁，广东革命军政fu还采取了拍卖、举报官产、公产的办法增加收入。所谓官产、公产，前者指的是珠江沿岸日渐淤积形成的土地、清朝八旗兵及家属的聚居地等，后者指的是公共财产，如神庙、寺院及各县大族在广东（主要是广州）的宗祠、书院、会馆等。
凡有告示的官产拍卖虽然都有拍卖底价，却很难见到最后公开的成jiāo价。因为，大量的官产拍卖未严格按原有程序办理，而是秘密成jiāo，有权势者乘机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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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二）“奇怪战争”中国版
因为“拍卖”的“官产”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产业，广东革命军政fu“官产拍卖”的作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佛山各界代表在商会集会，抗议全省官产清理处拍卖并指责革命军政fu“只顾军事于当前，而置地方于脑后。”
然而，引起社会更大动荡的，是全省官产清理处随后实行的“举报官产办法”。此办法一出，社会上“有产业在市之业主，无不奔走骇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铲在何时，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于投机分子乘机陷害别人以谋取私利，使社会越来越严重动荡不安。除了这些办法，革命军政fu还想出了“招商承办厘税”（这种征税办法最早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包捐”制度）、“扩大征收房屋捐税”、“强行征收商业牌照税”等，而除了新增税种外，其它各类名目的捐税更是多得难以一一罗列。
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fu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革命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革命军人一般在水、6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o余处这类关卡。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三混成旅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由于广东革命军政fu失去了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大元帅府财政部迫于无奈，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6续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广东商人的抵制。
由于革命军政fu没有了信用，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fu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后来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而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石军粮时，米商们则以“前番所欠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广东各地的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1923年9月，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1o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除了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之外，另外令广东民众惊恐不已的是革命军的强行拉夫。
由于“北伐”“西征”的失败使得革命军兵员损失惨重，大元帅府令广州市警察局于24时内募兵3人送往东江战场。而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所募夫役3万余人，已雇募殆尽”，于是革命军政fu批准各地驻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公开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凄惨之极”。
为表示对革命军政fu当局的不满，广东的许多商人和企业主一开始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或停产或将工厂企业迁出广州地区，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勒索，纷纷避匿。而普通民众的反抗则激烈得多，罢市、抗税行动此起彼伏，使广东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回国内的报导中这样写道：“……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广州的居民已经对孙政fu完全失去了信任，站到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说到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党人的事业纯粹使农民遭殃。农民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持械到军队后方sao扰的事情，时有生。”；
“……现在的广州，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但他们确实已经无法在革命的空气当中生存下去，只能做出这种无奈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fu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广州地方政fu的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自革命军兴以来，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已无可搜罗，官产（指拍卖的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由于革命军政fu的横征暴敛和强征民夫，使原本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民众对革命党人大失所望，对革命党人起的“北伐”“东征”由一开始的积极支持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了兴趣，革命党人和广东民众的矛盾日趋激化，已经变得无法调和。
对于这一切，身为广东人的程璧光都看在眼里，但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可想。
在亲眼看到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对广东所做的一切之后，程璧光只能在日记里出了“粤民何辜”的悲叹。
而刚才前来拦截炮击从台湾开来的日本军火运输船的中国海军的新式炮舰，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充满了理xing和温情。自开战以来，中国海军的炮舰只对岸上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炮击，而且都集中在了炮台等军事目标，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
事实上，从革命军在广东动反袁起义之后，进出广州的海上航路就经常遭到中国海军的舰艇拦截检查，但只要不搭载军火，“民船尽皆放行，无所侵犯”，和革命军对待民众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于中国海军在战斗中的护民之举，程璧光感激之余，对于他一直反对的在北京的那位袁皇帝，也变得不那么反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