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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翁同龢沉吟时，唐浩然却说道。
“所为者，无外四字——“富国强兵”，敢问相爷，国朝之洋务创办三十年，富国几何？强兵几何？”
唐浩然的话声落下后，看着翁同龢说道。
“国之不富，谈何强兵？国之无银，又焉能办工厂、兴矿山，辟航线、建铁路？这些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如何去办？若国家有银钱，必可建铁路，练新军、操海军，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富，谈何强兵？”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身户部尚书，对此自然是体会颇深，这些年国朝的用度一日比一日大，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银子，他想支持张之洞办洋务，但却苦于财力不济，只能勉强维持，想倡办水师、陆师，以夺李鸿章之依持，亦苦于财力，这不论办什么事，归根到底，还是要靠银子说话，张之洞办洋务也好，操办水师、陆师也罢，若是有足够的银子，又岂会任由他李合肥猖獗至今？
“子然，那以你之见，这富国强兵，应该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这唐浩然早在武昌时便有“筹财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见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于是便开口说道。
“不知相爷在看晚辈所著《日本变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为重？”唐浩然的反问，让翁同龢眉头略皱，然后说道。
“明治维新所变者虽尽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与“中体西用”，有几分相似，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
虽说翁同龢没有回答唐浩然的问题，但唐浩然倒也没有追问，而是赞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学之我中国，其所提者为“和魂汉才”与现今之“和魂洋才”，具为学习之道，虽其所行者不过“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却依可为我国之鉴，如数十年间，持持洋务者空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如何操持，这一点，日人之道，却可为借鉴！”
而他之所以会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为了把其往“变法维新”上引，现在不是五年之后，没有五年之后的战败对国人的思想造成的冲击，现在谈“变法维新”似乎早了点，没有思想上的冲击，这些以保守著称的大员们，又岂会愿意行之以变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会请自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变法维新所吸引，而是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对于他来说，他所重者不过只是那个皇上学生的权力，以及同李鸿章等人争权罢了，至于所谓的变法维新，其不过只是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重”的层次上，和这种人谈变法，自然如同对牛弹琴。现在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它方面着手。
“子然，说来听听！”（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xiaoshuo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xiaoshuo微信公众号！）
第32章 翁府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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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说来听听！”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那日本的变法维新，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会为《日本变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收权于中央，重树天皇之权，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树权威，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
至于什么洋务也好，变法也罢，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
“过去日本之制，虽与我国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其本源却是近似，如日本与我国，千百年间，皆以农为本，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这与我国倒是近似，明治维新前，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
“确实如此，我中国千百年来，皆以农为本，地税自然所占极重！”
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而实际上，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国以来，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开源”更吸引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
“相爷可知，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
“子然，这是为何？”
既然翁同龢问，唐浩然又岂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而翁同龢听着，则是时而皱眉，时而展眉，而到了最后，其则闭目说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
而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地税改革”取地价3％，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虽说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勒索卡拿，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
“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当之处，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补之于短，以子然看来，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避免地方虚耗、苛杂，其入自然倍增，届时，国家焉能不强！”
唐浩然的话却让翁同龢的内心一时翻滚非常，确实，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税改革，适当减其之税，日人收之地价百分之三，国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杂税，不单百姓不至再负苛捐杂税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税改革之力，收财权于中枢，若无财权为凭，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这般一寻思，翁同龢倒是觉得唐浩然建议颇有可取之处，看着其的眼光也变得越发欣赏起来眼前这个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确实有几分才学，其实今天他之所以先见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为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确是想借机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荐，现在看来，这唐浩然确实可用，不过细细想来，翁同龢仍然能从这个地税改革中体味到其间的风险，朝野阻之大远非他所能挡……
犹豫不决间，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看着唐浩然说道：
“这日人地税改革确实有可取之处，然我国朝有圣祖皇帝所留“永不加赋”之祖训，若是行以地税改革，其违背祖训不说，其间朝野阻力，恐非易事，这阻力又当如何消除？”
说罢，翁同龢便盯着唐浩然，全是一副请教的模样。
“但凡改革，焉无阻力，以至有史以来，但凡改革者，往半途而废，其因皆为主持者或不能抗其阻力，或半途罢官政息……”
唐浩然一边说，一边端茶润了下喉咙，同时借机看了一下翁同龢的神色，果然正如他意料中的那样，在自己提及“罢官政息”时翁同龢的脸色微变，熟读史书的他又焉不知商鞅变法的商鞅之遇？以及王安石变法的罢职之鉴，而这正是唐浩然所需要的。
“不过，以子然看来，古之变法之所以半途而废，除此内外阻力所至，还有一个原因，皆是因其朝野虽知改革之要，却不知改革之利，所以，欲行以变法，必首先令国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如此方才能变法维新为世人所接受。”
“这，如若不行以变法维新，又当如何让人先见变法维新之功，睹变法维新之利？”
唐浩然的话，反倒让翁同龢迷惑起来，凡事总有个先后，若是无鸡又焉能有蛋，没有变法维新，又岂有变法维新之功？
“相爷，若是能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呢？”
在说出这句话时，唐浩然却是一阵暗自得意，百年后改革开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保守压力与晚清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如此，中央又岂会弄出“特区”，最终以特区之效果，影响全国，从而才有了十余年后的全面改革开放。
而现在，他不过只是把百年后的一个“成功案例”摆到了翁同龢的面前，他心知翁同龢等人的保守，同样也知道，什么是他们难以拒绝的。
“以一地而为举国之先！”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在他说出这句话后，先是一阵思索，而后又反问道。
“莫非子然所说是如台湾的刘铭传一般“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一地先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