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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首相在各自的国家议会中相互责难对手，指责对手的不理智，丘吉尔首相避开亚盟的这个主体，总是在指责中国的蛮横和贪婪，而顾维钧首相则一再强调亚洲的集体意志，指责英国不能妄想永远站在君主的位置上继续奴役亚洲人民。
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英镑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其国际地位，而且永远不可能恢复，它只是在这场中英金融战争中被打出了原形——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承诺和支持，英国政府早已不能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
随着国际市场英镑的大幅抛售，超过英国所能接受的英镑回流到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一方面是国际市场的英镑实质大幅贬值，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英镑货币超发，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将注定在短时间内面临一场极其疯狂的通货膨胀，英国政府的财政体系也将彻底崩溃。
英国以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之一的海军就可以维护它在世界的霸权。维护它的安全和稳定，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帝国四大政府信托公司在抛售英镑的过程中损失很重，但随之在白银和黄金期货上赚回了亏损。通过沽空英国国债及股票又套取了巨额的利润。
金融战争就是这样，打击对手最为脆弱的一个金融环节，瓦解对手的整个金融体系，并且从中盈利。吸掉对手的血。
此时的英国政府甚至没有精力参加第三轮的亚洲殖民地谈判，到了6月底，英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英国数十家银行破产，在伦敦，每公斤的小麦价格已经涨至几个月前的十多倍，在商业领域，英国从海外进口粮食及其他资源的能力都被中断。
丘吉尔内阁为此付诸了一切努力，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计划分配方式控制物价，因为担心金融危机蔓延到美国。美国同意对英国提供援助和支持，但是美国愿意的支持还远远不足以稳定英镑的市值。
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则选择袖手旁观。
在英国国会的压力下，丘吉尔内阁宣布下台，保守党领袖张伯伦再一次授权组阁，7月7日。在亚盟所确定的制裁实施的开启日期7月10日的前三天，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爵士亲自抵达北京，同顾维钧首相举行会谈，基本接受亚盟提出的三个条件，并且愿意同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战争最终是避免了，但就帝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所要承受的长期损失而言，那还不如直接开战，在战争繁荣中狠狠的打一个痛快，然而这就是世界的现实。
战争永远是最后一个选择。
在中英基本就殖民地问题达成一致后，宋彪皇帝在中央宫接见英国首相张伯伦。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会见，但比之以往，这一次是恐怕是最为生疏和尴尬的一次。
在一次惨烈的世界霸主和前霸主之间的较量之后，作为胜利方，在内廷建议下，宋彪皇帝按照中央内阁的提议以一次隆重的礼节接见英国首相，彰显国体之隆重，彰显帝国国君之威严。
礼，国威也。
伦理也。
同样的，张伯伦首相也被迫在他一生中第二次参加这样隆重的中国式皇帝礼仪，在他的记忆中，那是异常隆重繁琐和奢华，象征着这个帝国的古老，他们甚至继承了几千年前的很多礼节和传统，令外国的外交人员头疼不已。
特别是在欧洲人看来，每一次觐见华皇都仿佛是拜见教皇一般。
在内廷总长陈嘉佑和帝国外相郭泰祺的陪同下，张伯伦首相上午在皇极殿觐见华皇，中午接受皇室的邀请参加御宴，在御宴结束后，他被提前邀请至国宾厅，在这里等待换装后的华皇接见。
为了这样国家礼仪，宋彪皇帝一天之中要换三次龙袍，上午是最为隆重和正式的明黄色十二龙章帝礼服，午宴时换上朱红底白团锦龙纹的帝常服，午宴后再接见张伯伦首相时又要换上专用于接见外国首相和特殊外宾的西式白底海蓝龙纹皇帝礼服。
每一个细节都用于证明华皇在亚洲的特殊地位，这就是礼仪的伦理之根基。
宋彪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礼仪安排，等他进入国宾厅，张伯伦首相也按照帝国礼仪，协同外相哈利法克斯爵士、国防大臣特雷梅格勋爵，与陪同会晤的中方内阁首相顾维钧、外务大臣郭泰祺、财政大臣陈瑾、内廷总长陈嘉佑一起向华皇行躬身礼仪。
宋彪很平静的扫视一眼，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
在此时，英国内阁大臣和帝国内阁官员们才重新起身，等宋彪皇帝赐坐后，诸位才在各位内廷内侍官的安排下就位。
此次的会晤座谈安排中，席位布置是以圆环形为主体，皇帝坐在最中央的位置，左侧为上。礼遇贵宾，由英方代表团坐下，右侧才是帝国内阁和内廷陪同官员。在皇帝左侧第一位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右侧第一位是帝国内阁首相顾维钧，在皇帝和张伯伦两个后侧各安排一名翻译官。
这是觐见皇帝的礼节待遇，如果只是两位首相的会谈。那就必须是两位首相平等分居中间的左右位置，左侧是外国首相，右侧是主方本国首相。
除此之外。皇帝所坐的明黄色的檀木椅沙发同其他座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只有皇帝才会有这样的座椅，而对于各国外交官员来说，这是在华工作必须要明白的第一要领。
在中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同皇帝的级别对等。
在外交工作中，外国官员来华访问。无论是谈论什么事情都以觐见华皇为最高的一级，其次才是同帝国内阁首相会晤，而在礼仪上，通常只有外国首相才有机会觐见华皇，觐见时间也有三类差别。能到皇极殿的就是最高一级，其次是在中央宫的范围觐见华皇，最后是在中南海国宾馆、中央国宾馆之类的地方，比这三个级别更高的则是在皇极殿之外还被邀请参加御宴，而一般的情况下，在皇极殿觐见后，还是会被接回中央政府的国宾馆参加国宴，而不是皇帝的御宴。
如果有安排继续觐见皇帝会晤，那会在晚上，或者下午茶的时间重新安排在中央宫的国宾厅，或者是宣政园。
以外国首相所能享有的待遇而言，张伯伦首相今日所享有的正是帝国接待外宾的最高规格，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只有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和现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7年分别享有过。
理论上来说，这是无上的荣耀，但对张伯伦首相而言，这恐怕是一个很辛酸的最高礼遇。
无论有辛酸，此时此刻，张伯伦首相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坐下来之后就非常谦卑的同宋彪皇帝致辞道：“今日，我及我的内阁同僚能得到华皇陛下的接见，这是我的特殊的高贵的荣誉，而我也无比的感激陛下的款待。中英两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和强大的两个文明帝国，在如今的局势中，我们能够避免以战争这种愚昧的方式解决争议，本身也足以说明我们是真正的文明国家。和平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我们特别珍视和平，我相信，和平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而我们一起保护了世界的和平。”
说起来，宋彪皇帝实际上比张伯伦首相更不适应这种拘泥的外交礼仪，但这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职业生涯。
听了张伯伦首相的致辞后，宋彪回答他道：“是的，我认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在这里要强调，中国是一个拥有尚武历史的古国，但我们绝不希望用战争解决问题，在2500年前，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司马穰苴，他在他的兵书《司马法》中写道，国虽大，好战必亡，安，忘战必危。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虽然强大，热衷战争则一定会灭亡，国家安稳而忘记备战，那也一定会危险，这句话对我们中国的政客和军人来说，应该说是每个人都知道，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正是因此，我们一直追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过去，我们同贵国就亚洲殖民地的问题曾经有过多次交涉，也有一系列的共识，但是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预估的，随着亚盟的成立，以及亚盟内部各个成员国，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的成员国对于英国在亚洲殖民地问题的强烈反对，为了维护整个亚洲礼仪，为了维护亚盟的团结，以及保持我国对亚盟所持有的领导作用，我们只能根据亚盟各成员国和理事会的一致要求，同英国再次对殖民地问题进行协商。实际上，我们回顾整个事情的源头，如果贵国从一开始就真正的重视亚盟和亚洲国家的集体声音，意识到这是亚洲各国的集体共识，而我国也必须要履行亚盟安全同盟的条约义务，我觉得此事很早就可以达成一致，而不需要拖延这么久。”
宋彪要说的东西很多，他继续说道：“当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有两件，一是要继续协商双方协议的细节问题，确保这一协议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有效可靠的实施下去；二是想尽一切办法恢复英国的金融秩序。稳定英镑，稳定世界经济，避免英国金融危机的扩大和向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蔓延。”
张伯伦首相急不可待的就是要等这一句话，虽然大家都知道英国这一轮的金融危机的背后就是中国下的狠手。一记金融重拳将英国打的直接摔进地狱，苦不堪言，可这个事情也不像军事战争那样查证有据。英国只能是吃了这个闷亏，现在也就只有中国还能帮助英国渡过难关。
张伯伦首相当即就答道：“陛下，我国现在必须要重新保证英镑的流通性，维持其币值的稳定，在我国暂时缺乏足够的黄金储备前，急需一笔足够的外汇拆借保持国际兑换的稳定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