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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顾维钧首相和前首相唐绍仪，包括其他内阁大臣也都会亲自下去辅选。
譬如说1936年的江苏省和上海省议会选举，原本是民主党占据一定的民调优势，但就在最后关头，顾维钧首相忽然巡查上海、南京等地，发出一番豪言壮志，要以中央政府支持的形式继续支持长三角经济建设，结果就让江苏、上海在最后时刻翻盘，反而再次出现了光复党在省议会中占据超7成席位的局面。
简而言之，宋教仁和他的民主党也是一直在奋斗，一直被打压。
宋彪皇帝对这样的局面倒是很满意，其实他也清楚光复党内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没有民主党的牵制，那问题会更多更多，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斗争不仅能扯你后腿，还能将对方的各种祸害之处都抓出来恶骂一番，逼对手作出改进，一起共同进步。
想到这里，宋彪皇帝忽然觉得支持民主党多赢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只要中央政府相对稳一点，让地方给民主党一半的机会，那也足以教训光复党，顺道淘汰掉那些傲慢的自以为是官老爷的旧式老议员、官员。
不执政是不会暴露问题的，反过来多给民主党一些受监督的机会，多暴露民主党内部的一些问题也不错。
现在帝国内部存在三个大政党，分别是中左翼的社民党，右翼的民主党和中间派的光复党，至于极右翼的国家青年党、极左翼的劳动党都不是很受欢迎，只有极少数的人支持。
帝国采取宗政分离政策，所以，宗教社团是不允许进行政治活动的，工会、农会等社会机构可以集体投票，而像净土宗教义协会就不能集体投票，帝国的《政教自由法案》也严禁宗教团体操纵成员集体投票，一经发现都要予以严厉的处置，某种程度上，这也可是视作对藏传佛教、喇嘛教、回教的地区独立主义的严格控制。
帝国在宪法上。实际上也将国家主导政策确定为中间派，三大政党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中左、中右的差别，纯粹的左翼、右翼政党并不受社会的支持。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色彩倒是更受企业界的推崇，但对于大财团来说，和中间派的光复党合作显然更为可靠。
虽然还不清楚光复党在最近五年间逐渐扩大的一些新问题有多么严峻，同时也不喜欢民主党的右翼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宋彪皇帝此刻觉得有必要给民主党一些新的支持，更为激烈的威胁光复党。逼迫光复党进行重大的全新改革。
想到此处，宋彪同宋教仁说道：“我们也有几年不见了，对于你现在所推行的一些新的党派政策，我还是很陌生的，我们今天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讨论这些事情，你不妨就详细的说一下吧。”
宋教仁挺高兴的点着头，不急不慢的从头说起道：“我所建立的民主党。从始至终都在积极的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这一点是陛下您所深知的，并且，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间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积极的推动了帝国的民主进程。今天。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产业垄断的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未来，帝国在亚盟的领导地位也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体现，而亚洲的自由反殖民运动也未能得到帝国的鼎力支持，从国内政治而言，我们需要继续推动民主进程，推动妇女权益的解放，推动社会的公平建设，我们认为光复党执政的三十年，国家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正在急剧恶化，我们需要的改正这一点，推进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需要让富人和寡头企业多纳税，多承担社会责任，让广大的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都能受益。在国际社会，我们也要追求新的公平价值，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稳固帝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和利益，扩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让帝国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更为公正的世界领导国家。”
宋彪赞扬道：“想法很好。”
宋教仁重点强调道：“民主党现阶段真正最为重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公平，国民在呼唤公平，这是因为帝国社会发展至今，不公平已经成为国民的公敌，在地方，在乡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乡绅操控权柄，侵占其他国民党利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这些乡绅，包括非法社团同光复党的结合是一件极其丑陋，而又世人皆知的问题，此乃我国政治清明之重大障碍和弊端。”
宋彪皇帝沉默不语，他对此并不是特别支持。
中央调查总局对此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乡绅恶霸和非法社团问题是帝国内部一个很大的顽疾，但是，中央调研局并不认为这就是光复党所特有的弊端，民主党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执政期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这些问题。
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基础的国家问题，与政党关系不大。
打黑扫非是容易的，但要打掉全国上下最为普遍的乡绅恶霸问题，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乡绅恶霸的背后都是本地大姓大宗的垄断问题，在乡镇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几乎70％以上的乡镇镇长都被本地大姓所窃取，不管是光复党，还是民主党，想要获取在地方的支持都必须和这些大宗大姓出身的人合作，吸纳他们入党，最终就造成目前的这种在整个帝国内部基层都很普遍的不公平现状。
这一点不管是阎锡山在抗日前期推行的民主试点，而是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农村民主选举改革，最后都普遍性的落入这个深坑中。
至于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确切的说，顾维钧和宋教仁其实都是束手无策，只是相互打一打嘴炮罢了。
这个问题同样让宋彪皇帝为之困扰。
陈瑾曾经有一个提议，那就通过出**法律进行限制，以“为国家培养青年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名义，严格限定乡镇的地方长官竞选人年龄不得超过40岁，鼓励年轻大学生回乡参加民主竞选，鼓励他们从政，通过提高素质和限制年龄层次来制约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一种能够治本，也未必就能治标的办法，但又是当前可能来说唯一的好办法。
除此之外。肯定还是要通过加强镇一级的司法机构的权力和执法空间，对农村地区的各乡村普遍问题实施更为严格的法治管理。
宋教仁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进攻光复党，宋彪皇帝实际上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调研结果还是很清楚的。
当然。宋彪也没有说什么闲话，政党都是这样，总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攻击对手。
他稍加思量之后就决定绕开这个话题。同宋教仁继续问道：“其他的问题呢？”
宋教仁原本倒是想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攻击一番，感觉皇帝并不想在这件事上质询下去，就只好转个话题答道：“其次还是公田的问题，公田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首先在执政方，政府管则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内部，容易出现贪污舞弊现象。社会机构管，给地方乡镇的农合会，又容易被乡镇本土恶势力操控，不管是采取哪个政策，地方在公田问题上的表现都不佳。随着帝国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更应该让土地自由流通，允许土地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扩大兼并规模。”
宋彪有点不耐烦了，很干脆的说道：“有问题就先想办法进行改良，如果因为麻烦而废除，是否会有超过数千万的农户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这是什么时代了，难道还一定要有地主存在吗？”
宋教仁则道：“陛下，保证人人有田种的理想确实伟大，但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维持这种政策的社会成本太高了，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的问题层出不穷。在南方的很多县，公田甚至能占一个县的耕地数量的1/2，但这些耕地基本都被当地大宗大姓的农户瓜分。在帝国工业化进程如此迅猛的今天，我们的工业还是缺乏大量的劳动力，农民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宋彪指责道：“你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帝国现在有1。7亿人口是农民，不是每个农户家庭都擅长种地，都擅长经营，你不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帝国泛滥，让自然去淘汰他们。人类的文明在进步，我们有责任照顾弱势的群体。你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初衷是好的，只是办法上不对，那我们就应该改变办法，只要我们努力，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你不能抓着这个问题当作政治议题去炒作，是的，这个问题炒作起来确实有利于民主党，但真的将公田体制废除掉，那就真的有利于所有农民的生存吗？”
宋教仁沉默不语。
他和宋彪皇帝确实是有多年未曾接触了，所以，对于皇帝目前的政治偏向是缺乏了解的，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非常想执政，想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善中国，而且，他也坚持很多自己和政党的理念，他和民主党现在一个最为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尽可能的保障社会的公平。
帝国的公田制度是农业税改革政策的遗留问题，因为当年强制规定耕地持有量超过一定限额是要额外征收巨额的税款，国家同时有权回收超额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政策，欧阳赓内阁时期大量回收了全国超过1/4的耕地。
按照最初的设想，欧阳赓首相是考虑逐步将这些公田出售给耕地数量较少的农户，但到了顾维钧内阁时期，顾维钧就改变这个设想，转而采取廉价租赁的政策，以强制性的政策保证人人有田种的政治承诺。
这个政策某种程度上是顾维钧能够连任两届的根基，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公租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农村大宗大姓宗族以各种名义霸占公田的事情非常普遍。
比如一个李家村，他们一个宗室有百余户人，在村里占2/3的数量，他们就可以操控本村的农合会，操控村长的选举，然后采取各种手段将公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