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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对日本作出了重大让步，从西太平洋的各个海军基地撤出，这就导致美国现在也无力制止这一事态。
深思熟虑了一段时间后，宋彪推测目前的国际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各国固然有一定的利用日本牵制帝国的心思，却未必真的希望撕毁《华盛顿条约》。
特别是对美国而言，只是一旦让美国介入此事，结局也变得很难说。
考虑到这一点，宋彪和蒋方震吩咐道：“暂时不用派遣战列舰进入南洋，将空军全军进入二级戒备，第215师从福建转调至新不列颠岛，204、205、207、208、210五个空军师调入东北军部，208和210两个师调入平壤区，让空军做好旧型号解封检修，随时准备重新服役，213师从南昌调入台湾。其他各师陆续转调沿海，新增216至220五个空军师的编制，做好进入东北和朝鲜地区的准备工作，同时增加重型轰炸机的投产速度，在琼州湾海域秘密进行一场空军针对军舰的轰炸演习，实验此前的各种相关研究和新式鱼雷技术。”
听到这番吩咐，蒋方震三人就明白皇帝是要用帝国优势的空军力量和日本对抗。由于在一战期间出口了大量的飞机，帝国的飞机工业规模和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程度，拥有沈阳飞机、远东福克和上海寇蒂斯三家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同法国、美国的合作也异常密切，最近几年则又大幅度和德国一起进行秘密合作。
这一点是日本所无法企及的。
受中苏战争的影响，帝国目前仍然保持了15个空军师的正规编制。各省巡防军也保留一个航空巡逻支队，帝国的空军编制受陆军影响较大，每个空军师保持两个空军战斗团、一个轰炸团和两个地勤团，每个空军团保持三个航空支队，每个支队30…35架战斗机。
一战、二战的空军和二战后期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就目前而言，特别是经过中苏战争的检验后，帝国空军的编制整体上是比较适应现阶段的战争需求。
如果是遭遇大规模的战争，各空军团的下属航空支队会从三个激增到十个这样的大规模空战极限，而飞行和地勤人员的储备也保持在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水平。
如果日本不能理解帝国的空军优势。盲目出击和妄图勒索要挟，帝国只能主动出击，用空军优势和陆军优势向日本证明帝国的实力。
在作出一系列的军事部署后，宋彪相信他对日本的警告已是很充分了，如果日本无视这些警告。下一步就必然是新的中日战争。
在帝国空军开始频繁调动后，日本也仿佛是忽然才明白中国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满清帝国，中华帝国根本无意作出任何形式的退让，甚至不惜付诸全面的战争。这样的结果让日本颇感意外，虽然在海军上拥有绝对优势，考虑到中法同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日本也必须考虑清楚。
因为日本要求帝国转让德属新几内亚，以及派遣两艘伊势级战列舰前往莫尔兹比港威胁帝国的事情被称之为中日伊势事件，在帝国第215空军师进驻新不列颠岛后，缺乏足够空军支持的日军被迫将两艘伊势级战列舰撤回本土。
日本蓄谋已久的伊势事件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中国空军和日本海军的较量，因为对中国空军在中苏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和不可逆转的战术优势，日本就在中日两国的暗战中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伊势事件。
伊势事件结束后，日本政府不再继续向帝国提及新几内亚问题，转而重新要求签署一份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新的中日通商条约，但还是在政府公文和社会中继续使用“支那”蔑称中国，毫无道歉的想法，帝国外交部追究的意图也同样淡化，中日仿佛是进入了一种新的冷战阶段，只是伊势事件又一次的加深两国冷战的程度，从政府到民族都充满了寒冷如冰窟一般的敌视意识。
几天之后，宋彪还是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办公厅处理公务。
汪兆铭一大清早就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来自日本的《朝日新闻》，并为此准备了翻译稿，这样的安排有些超乎常规，也不在汪兆铭的职权范围内。
宋彪还是将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闻》晨报翻译稿看完，这时才明白汪兆铭的用意，原来那一天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日本新任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海军少将的文章《我们到底得罪了谁？》。
汪兆铭的翻译基本忠于原文的用词，并且具有一种散文诗般的随笔行文风格，读完之后让人感慨唏嘘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写道——当我接受高桥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糟糕的公务之行，结果还真是如此呢，让我这样的人也感到沮丧和伤心。
“回国之后的我在海军本部的那间桦木门板后的宽敞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关起门。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么的痛苦和哀悼，也许我知道我们不会和支那帝国冒险开战，但我还是很难过，一个人的在海军本部的深夜里，曾经在日本海战期间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辗转难眠，我总是不停的想帝国和支那为何要走到今天这样的令人伤心欲绝的地步？”
“我们要求得到殖民地，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和兄长都一样最为崇拜的维新哲人福泽谕吉先生如此说。我们也深信如此，可世界是残酷的总是逼迫我们这个民族面临最为痛苦的局面。”
“明治四十四年的朝鲜半岛战败之后，我被迫结束了自己所热爱的旅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回国担任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在伤碎心的命令舰队启航离开的那一刻，我仿佛就已经看到民族苦疾的开端。在此之前，我大约是在喜欢住在中国的大和人，我喜欢他们那些愚昧而单纯的辛勤的人们，我喜欢曾经的那位东三省的总督，后来的支那帝国的皇帝宋陛下，那时的他更多的还只是一名单纯的军人，总有着战术和战略上敏锐思维，以及惊人的战术创新和新颖进步的现代战争思想。在有限的交往中，即便是我这样的海军军人也总能在和他的交谈中受益良多。所以，我总喜欢说他才是亚洲的军神，他厉害的连我那位从小就傲慢自大的不可一世的兄长阁下也敬佩的无话可说。当我离开旅顺之后，即便是身为海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我每年也总会找各种机会去支那，想着办法的能见到他，哪怕只是和他简单聊着天气那种无聊的话题。”
“我知道这位支那皇帝陛下总是在变，变的更为陌生，依旧犀利的堪称亚洲陆军之神，却高高在上藐视诸生。以至于我再也不能解读他的内心，在有限的几次见面中，透过他的双眼，我所能看到的除了高贵之外就只有冷漠和无情，我总是会坚持阅读他笔名之下的所有支那中央社评，虽然我知道那些文章中有许多都是他的幕僚所写的，但终究还是能代表他的思想。”
“我们讨厌他自身神武陛下，那是我们讨厌他的最大因素，但每当我整理他的社评和他在支那国内的公开言论，我还是会惊讶的以为他简直就是神武陛下再世的那种皇帝阁下，他似乎很擅长，也很喜欢在保持支那文化和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大幅度的西化，我总觉得这是支那国在过去十年间快速变强的最主要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总是非常的伤心，不是因为我和他的友谊日渐冷淡到了几乎无法见面的地步，而是自从他登基以来，中国在对世界开放之时却将我们日本排斥在外，这也不难解释，众所周知他的父母和家族都死于我们的士兵之手，而我们总是一次次的否认这一点，也拒绝向他和他的民族道歉。”
“天啊！”
“每当我建议军部就此道歉而遭到上下一致的斥责和恶毒的批评时，我就会惊讶的想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心灵生病了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那位皇帝是亚洲之军神和统治着四亿人口的皇帝吗？我总是一次次的责问自己的早已不堪折磨的灵魂，难道我们真的有必要如此傲慢吗？傲慢的到失去理智和人性的程度吗？”
“以我对支那和我们的了解，我们两个民族都是那种喜欢将责任归罪于别人的群体，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正义的。所以我们拒绝道歉，我们不道歉，支那也从对我们道歉。他们从没有意识到他们伤害了我们，我们也未曾意识过这一点，所以，事情总是在无止境的变得更加糟糕。”
“在大正年的时候，只要我们翻开报纸都是讨厌支那的报道，他们一次次的针对我们调整关税，将我们更好于他们的产品拒绝在国门之外，不准许他们的国民享受到更便宜和实惠的生活。他们还一次次的针对我们在国内减税，使得自己的产品在国际上更为廉价，哪怕他们的产品总是有着这种和那种的问题。在我们为他们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以至于支那内阁中有一半的人曾经在日本留学。有超过七成的陆军中高级军官毕业于陆士，在东三省新政的五年期间，我们更敞开双臂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在东三省为他们创办学校，然后做梦一般期望亚洲的两个国家一起腾飞，团结一致对抗盎格鲁人，结果却是这样吗？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是让他们将我们排斥在外吗？在我们为他们做了这么多。欧洲人欺负了他们那么多年，他们却将我们排斥在外，张开双臂拥抱欧洲？”
“所以。我们有理由憎恨他们的愚蠢。”
“只是我们回首过去，当我们在日清战争之后向他们索要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以至于将清国逼入绝境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一切源头在于我们太急切的渴望强大和富有？”
“现在当他们强大了，毫不客气的将他们排斥在外，就像是一个卑鄙的人利用了邻居之后就将他踢出酒宴一样讨厌，但他们确实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