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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还是慎重的思索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欧阳锡说的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远东商行近期就一直在考虑增加农业土地持有量，容星桥也和宋彪商量过准许商业资本开办垦荒业务之事，希望由远东财团直接安排远东粮牧总公司开垦荒地，更大规模的直接涉及大豆和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
就目前的收益率而言，在东三省开垦荒地种植大豆、甜菜，以及开办粮牧加工厂的利润都要高于纺织业，但这和税收的关系并不大，因为纺织业目前仍然享受着较多的税收优待政策，真正导致纺织业盈利能力较低的原因是日本纺织产品的低廉销售政策。
日本纺织品的低廉销售政策是因为日本产品必须要面对德法等国产品的竞争，必须采取更为低价的廉价政策，这就进一步挤压了民族纺织工业的盈利空间。
粮牧加工厂的大豆、甜菜加工业的利润较高，同样是因为日本缺乏相关的竞争项目，无法和东三省的粮油加工厂、糖厂竞争，此外在设备领域，前者的投资总额相对更低。
见宋彪沉默不语，欧阳锡猜想宋彪还是很不愿意调整农业税的税率，就另行提议道：“中堂大人，农业轻税政策实际上也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农民的财富增收是有利的，并且可以迅速扩大到其他消费领域的增长。问题就在于如何限制土地兼并，我以为可以采取阶梯式农业税，以及直接出**政策限制个人持有土地的总量。”
宋彪想了想，问道：“你考虑过大规模农业的问题？”
欧阳锡很直截了当的说道：“我不建议中国考虑美国式的大规模农业种植，而是更多的考虑精耕细作和中小农户的种植，比如说日本和法国在人均持有农田数量上相对较小，本身也不支持这种大规模农业，对农业产品征收较高的税收，同时对国外农产品增收高额关税。这种农业政策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是要高于国际市场的，日本出于某些方面的特殊需要，除了对生丝、茶叶和木材采取特殊优惠政策外，其他的农业税收要远高于我国，甚至高于法国。正因为他们国内的农业产品价格高居不下，外国农产品涌入国内的概率就高，比如说法国对殖民地农产品的需求，比如说日本对朝鲜和台湾农业产品的特殊需求。东三省的问题相对关内是非常复杂，我们实际上更适合学习美国的轻农业税和鼓励农业出口，以及大中型农场经营模式，很多问题都需要特别慎重的考虑，税收问题上可能只是几个百分点的调整，在长期时间段内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过于复杂，特别考虑世界贸易越来越紧密，以及其他各国采取不同税收政策的前提下。”
宋彪并不同意欧阳锡关于调整农业税的观点，但对于欧阳锡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认可的。
确实，税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东三省的煤炭税收占到三省全年财政收益的45％，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收相对其他产业税收过重，表面上来看，东三省的煤炭工业税相对其他各国并无差别，但东三省在农业上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在工业税又采取大量的优惠政策，几乎等于是免除了2/3的工业税收，以刺激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快猛发展虽然没有提供高额税收，却又刺激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补充了东三省的税收总额。
然而，这样的税收比例肯定是有问题的，整个经济形态也绝对有问题，想要调整就必须从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上进行大范围的调整。
除了欧阳锡，宋彪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税收政策领域的专家，从俄国税务局聘来的所谓俄国专家的水平，比起欧阳锡恐怕还要差一大截。
既然请他过来了，宋彪就和欧阳锡关于税收问题谈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决定调整东三省的税收政策和税率。
超前一步的税收政策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超前太多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宋彪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才逐渐领悟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道理，比如说地产税，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是一定不能设置的太高，要刺激资本流入地产业。
考虑国内民族商人的水平和实际能力，最擅长的可能也就是贸易、地产、农业，资本过多流向贸易就是囤积炒卖，过多流向地产就是泡沫，过多流向农业就是土地兼并。
真正符合资本市场流动方向的最佳方式是自由的平衡流动，市场会自动选择最有利于本国及本地区的发展方向，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要让资本流向政府希望的方向。（未完待续）rq
第149章 考察团来了
宋彪很快就意识到欧阳锡的特殊价值，便将一整天的行程安排都延后，单独和欧阳锡在办公室里就经济问题一直谈到晚上，边谈边问，收获很多。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欧阳锡这个人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坎坷和壮志难酬的人生，只能屈居在永安公司担任财政总管，即便曾经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铁路财经总办，实际上也只是短短的当了几个月就被迫离职，此后又继续去新新公司担任财政总管，以此度日养家。
当然，欧阳锡确实很讨厌，谁都知道宋彪在东三省的大多数收益都来自于低农业税政策，并且是东三省最大的大地主，同时持有大量的煤铁专营权，他却明知故犯的强烈建议宋彪提高农业税、出**法规压制大地主阶层、取消煤铁专营权。
天色渐晚，宋彪亲自起身送欧阳锡离开办公室，他一贯非常尊敬这种专业人士，即便对方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以及过于较真和严苛，为了所谓的原则和“正确的事”不惜冒犯宋彪。
总督府大楼里灯火辉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工作，外面广场上的明月如煌，照在厚厚的积雪之上更显的明亮，此时的宋彪刚成为东阁大学士，正处于权力的巅峰，特别是将清政府捶打的满面流泪更让他不知道有多得意。
宋彪端着大茶缸站在黑漆漆的窗户玻璃前，看着总督府楼宇之外的世界，心里居然有点忐忑。他此前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很会搞经济的，至少将东三省的经济工作抓的很不错，直到今天遇到欧阳锡，他才知道自己和墨西哥的那位大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没有任何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更懂得搞军事工作，手握重兵，同时又占据着更多的资产。
正是在欧阳锡直言不讳的建议中。他才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万恶的大资本家，还是一个更万恶的大地主、大矿主，当然。他不会因为良心发现而和钱过不去，和自己过不去。
下属相信自己的正确而提建议并不难，作为一个决策者的宋彪却必须面临着众多的考量和权衡。
这一夜注定很漫长。因为宋彪终究更希望东三省可以发展的更好，他知道，这里才是中国新时代的希望，这里才是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希望。
……
奉票、立藩等事的冲突改变了很多事的安排，立藩事件逐渐平息之后，章炳麟主笔的《新论“隆礼尊贤”》才作为《东北日报》的新社论刊登出来，却很快就像是一颗炸弹般在整个中国都掀起了新的新政浪潮。
《新论“隆礼尊贤”》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新文化分子和整个上层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宋彪对《荀子》思想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很多人将《荀子》作为儒家思想复兴和改良的新标准。推崇荀子为新圣；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人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传统哲学，在西学大范围入侵和冲击的环境下，在国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找到一种中国文化的救赎之路。
这条路就是《新论“隆礼尊贤”》。
这就有点像康有为当年提倡的儒家改革，康有为的想法要改儒家为宗教的方式。结果这条路没有走通，肯定也走不通的，而章炳麟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找到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普世精神，以及和人类现代思想共通的部分，然后去重新解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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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提出一个思想叫“复古归元”。就是要回到战国时期去重新解读诸子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从秦代开始，儒家思想就一直被皇室利用而误读，他就特别批判董仲儒和朱熹，认为中国沦落到今天，实际上在董仲儒和朱熹之时就已经埋下祸根。
中国传统思想在过去两千年里都走错了，我们要“复古归元”，重新解读真正的诸子思想。
正是章炳麟的“复古归元”思想之下，《新论“隆礼尊贤”》才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发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也只有在这个时代的人才能理会，因为大家都很迷茫，找不到方向，甚至是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而自卑，后来的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就是因为国学无救论，其实因为这种原因而自杀的国学大师在晚清之时是非常多的。
“复古归元”这个思想也是宋彪随意和章炳麟等光复会理论处的人谈到的，他就是随口说了这么一个想法，他自己觉得这两千年都被一直误导了，走错了。
章炳麟就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就将这个想法总结成一个理论，并且用各种引经据典的手段来证明这一理论，于是乎就火了。
《新论“隆礼尊贤”》是1908年2月15日上午刊登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甚至连日本的很多报纸都转载了一遍，京师的大小官员在讨论，全国上下都在谈论。
这段时间里，只要是读书人，大家一见面就会谈到这篇文章，有反对的人，可赞同的人是大多数，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如此下去的话，国学是无救了，靠中国传统思想是救不了中国的。
《新论“隆礼尊贤”》就是在这种危机中突然间被国人拔到了一个极其高的高度。伴随着《新论“隆礼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