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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思想。
紧随其后，中华帝国政府认为在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之后，如果加上思想文化侵略将会稳固殖民地统治。同时，中华帝国的儒教传教士也会把东方的理念传播到西方世界，增强中华帝国在欧洲国家当中的影响力。
于是，中华帝国政府成立儒教基金会，由帝国政府专项拨款，用于支持帝国的传教士们到全世界传播儒教学术，弘扬中华帝国的威名。
有了国家资金的帮助，帝国的儒教传教士队伍迅速膨胀，先挤兑欧洲在华手机看最快的传教士，然后再走出国门，开始大规模的向西方思想界入侵。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
早在前朝明，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明朝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
邓浩楠深知，现在不仅仅是战争决定东西方的谁来主导世界，没有硝烟的思想文化战争同样重要。如果中华帝国在思想战争上也胜利了，那么一切将会改变。欧洲人会鄙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狂热的崇拜中国文化。
邓浩楠希望这一切变成事实，他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中国人的命运，那么就要改的彻底些。
神武十三年，邓浩楠批准了内阁提交的关于在欧洲各国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没多久，欧洲各国都急于恢复本国经济。而中华帝国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需要得到来自中华帝国的经济援助和低息贷款来振兴本国经济，因此各国政府都欢迎中华帝国的教育者们到他们国家建立孔子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座欧洲孔子学院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心圣路易岛上，规模庞大，气势恢宏。
建于1180年的巴黎大学是法国最早的大学，欧洲的学校建筑是非常高的，像一排排倒立的铅笔排列在一起。
而孔子学院代表的是东方文化，因此按照中华帝国的传统四合院雕镂建筑。但欧洲的大学府比较高，给人以气势。为了让巴黎孔子学院打响名气，弘扬东方圣学，中华帝国政府斥资三百万银元，将孔子学院的四合院建筑加高到了五层，仿佛一座四方城堡一样。
学院占了圣路易岛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岛上最大的建筑，从塞纳河左右两岸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孔子学院。
圣路易岛和旁边的斯德岛是法国巴黎市中心唯一的两座大型河心岛，岛上的建筑都十分奢华，全部都是法国皇室和王公贵族们的居住地。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特别批准孔子学院建立在圣路易岛上，可见其对中华帝国的高度重视。
法国媒体也大篇幅头条报道了此事，宣称是中法两国进一步加深战略同盟关系的标志。
事实上，法国首相黎塞留并不赞成，但是面对来自中华帝国的低息贷款，以及希望得到中华帝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他不得不顺着国王的意思。
孔子学院立时一年才建成，按照规格，此时的孔子学院还不具备综合大学的水平，因为里面的教师讲的都是中国文化知识。但是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追捧下，他把年仅五岁的儿子（路易十四）直接送进了孔子学院学习，以此来讨好中华帝国，博得政治筹码。
国王的儿子进入孔子学院上学，使得法国政府不得不从巴黎大学抽调精干教师送入孔子学院学习，学成后便留在孔子学院，将来教习国王的儿子。而其他贵族们自然跟风了，加上学院就在家门口，于是纷纷将子女送入孔子学院学习。这样一来，法国政府直接规定，孔子学院成为和巴黎大学同等地位的法国最高学府，一时间轰动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慕名前来入学的人不计其数，提高了孔子学院的影响力。
然而，好事不长，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刚刚同中华帝国驻法国大使馆签署了第三批战后重建借款合同，得到了中华帝国欧洲银行的三千万银元的低息贷款。
这位国王相当的高兴，突然兴起来到孔子学院视察儿子的学习情况。接着父子俩骑马在学院外的广场上遛弯，不料一名法国新教徒突然开枪射中了路易十三的坐骑。坐骑受惊，顿时狂奔，一下子冲进了塞纳河里。
法国卫队急忙救起了国王，并击毙了那名新教徒。路易十三没被淹死，但是塞纳河的脏水冲进了他的肺子里，法国宫廷医师未能全部清除脏水，导致路易十三肺部发炎，并与七天后驾崩。
法国大丧，年仅五岁的儿子继位，号路易十四。继位后的路易十四年幼，大权归母亲安娜和首相黎塞留把持，而他则继续在孔子学院学习。
年幼的路易十四深得中华帝国政府重视，孔子学院的教师们煞费苦心的教授他知识，用中华文化时刻影响着路易十四的身心。至于等到路易十四长大亲政后，会给法兰西王国带来什么影响，法国人一点警惕都没有，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中华帝国在欧洲开设孔子学院的背后目的。
继法国巴黎孔子学院建立后，一股中国热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
此前欧洲各国对中华帝国的了解仅限于当年的马可波罗日记，以及最近的十年来中华帝国的对外殖民扩张。
事实上，中华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还得感谢一个外国传教士，这就是利玛窦。
利玛窦于1601年，应明万历皇帝之诏住进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传教历经艰辛，前后长达28年。利玛窦在华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儒家经典，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清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清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标致”之人。
早先，利玛窦企图从这些经典中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利玛窦认为：“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是中国的圣哲之师”，因此，“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
利玛窦认为，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四书》“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与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以帮助在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在16世纪的中叶，最早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传到中国，使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把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传给了欧洲。
《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利玛窦是欧洲汉学家当之无愧的始祖，他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由于有了这些的基础，中华帝国的儒教传教士们在欧洲没有碰墙，而是顺理成章的以传授学术的名义融入了欧洲世界里。
继巴黎孔子学院建成后，中华帝国的传教士们又在英国伦敦、荷兰海牙、意大利博洛尼亚、神圣罗马帝国海德堡、瑞典哥德堡，挪威摩尔根，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圣彼得堡等地开设了孔子学院，向欧洲各个主要强国传授来自东方的思想。
同样，中华帝国在殖民地也积极推行儒教，到处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校址大多数都是从之前的西班牙人教堂夺来的，形成孔子学院霸占驱逐天主教的态势。
与此同时，中华帝国儒教教派作为主导教派出征国门后，帝国国内的道教教派、佛教教派也安奈不住，纷纷上书朝廷，请求国家基金支持他们出国拉拢教徒。
对此，帝国政府自然是得意乐见，随后便成立了帝国专项基金会，扩大支持范围，将佛教、道教等一系列宗教教派划入帝国的思想侵略军，投入全世界。
除了支持正统佛教和道教外，帝国国民还有不少信奉其他教派的。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还有最受崇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