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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当美丽动听的《美丽的阿美利加》音乐在宴会大厅里奏响时，表情一直十分镇静的尼克松却突然显得十分激动，他在宴会桌旁愉悦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７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１１时２７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１９４９年之后２３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１９４６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１９６９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３７任总统（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并于１９７２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１９７０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８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９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２７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１．６万里和２２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１９７６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１９７２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2）
□尼克松回忆说：“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尼克松第６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并制裁中国。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尼克松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邓小平会见了他。一见面，尼克松就说：“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们的款待和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
接着，尼克松说到目前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希望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１９９０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一开卷，他不仅回顾了１９７２年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往事———无疑他已经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辉煌的顶峰———而且他还详细叙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他第６次访华时与邓小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细节。他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