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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拆毁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该吃饭了。
第一轮“考试”就到这里。
下一轮“考试”是两天之后。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4）
□第二轮“考试”：邓小平给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给自己打了个“对半开”。
两天后的８月２３日。
法拉奇再一次走进中南海。
这一次访谈，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不可避免地仍然会涉及到毛泽东。
一开始，法拉奇的提问回到了邓小平个人身上。她问道：“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说，“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时，邓小平站在“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个高度上进行分析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分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而对于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轻松的回答背后支撑着的是一个伟人的气魄！
当法拉奇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这次提问中，法拉奇问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她说：“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对此，邓小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们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说。
邓小平就进一步解释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问题总是让你无法回避。
“零分以下。”邓小平的回答更是没有丝毫虚伪。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就这样，长达４个小时的两轮“考试”结束了。
８月２８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随后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做了转载，并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还有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两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他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5）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谈话之间的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３０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１０个月后，１９８１年的６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１９４５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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